重庆大轰炸下民众的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淞沪会战失利、首都南京危急的严峻形势下,为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抗战首都。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造成巨大的战略恐慌,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     

林森先生二三事

正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在重庆逝世,享年75岁。林森在弥留之际,挣扎着一字一顿地留下遗言:务必要抗战到底,务必要光复台湾!言毕,阖然辞世。林森去世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国葬。葬于重庆市歌乐山南麓"林园"内。同年8月15日下午2时,在中共中央的主持下,延安各界数千人在边区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中共中央唁电称:"国民政府林主席治丧委员会公鉴: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     

有关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研讨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准备投降、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战交替变换、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峨眉山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评断前后不同,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影响巨大.现在抗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此说的趋势.史学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以领导人物的论断为依据.     

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

中梵建交一波三折。九一八事变后,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出于对中国抗战大局的考虑,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中梵建交。相较于晚清以来的两次建交尝试,此时呼吁中梵建交固然与国民政府全力争取外援的抗日战略一致,但大背景已经改变,废约运动的兴起成为影响国民政府考虑与梵蒂冈建交的重要因素。外交部在分析利弊得失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把中梵建交事宜提上日程。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国民政府虽然仍存顾虑,但总体上倾向尽快与梵蒂冈建交,并实质性启动了建交通使的准备。不过,这一次由于梵蒂冈态度消极,建交问题再次搁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为抵消日梵建交的影响,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中梵建交一事终获解决。     

抗战名师——“虎部队”第七十四军(上)

正"七七"事变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抗战讲话,标志着中国开启全面抗战。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展开。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即应抗战之需而组建。它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前身为北伐时期由滇军改编而成的第十六军,1927年10月缩编为第五十一师,时任师长王耀武。二是1934年10月由原国民政府警卫军一部编成的第五十八师,时任师长俞济时。1937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五     

国民政府对1941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兼论蒋介石的战略眼光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成员对苏德战局的现状和走向持续进行着研判.战争伊始,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征求对战局的看法,多数意见判断苏德战争将演化为持久战.最初两个月的战局扑朔迷离,但蒋介石与其幕僚通过对驻外机构传回情报的分析,仍未改变之前的判断.基辅会战期间,不少人受前方情报的误导,未能及时觉察德军的胜利,蒋介石则出于诱使日军北上进犯苏联的战略设想,巧合地"预测"到基辅的沦陷.莫斯科会战期间,驻外机构的情报工作恢复正常,国民政府诸人根据传回的信息逐渐意识到战局的逆转,唯蒋介石固守之前的战略设想,拒绝接受此种事实.得益于驻外机构的努力和中国抗战的经验,国民政府中多数人对苏德战局的研判体现了其在国际政治、军事战略上的良好水准.而蒋介石本人于此际的战略眼光,部分依赖于集体智慧,部分出自其诱日犯苏的战略设想,尚未显示出过人的判断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游击队述论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经济作战的作用日益突出,日寇封锁我国沿海交通,加紧了对国统区的经济封锁。主要活动于1940年3月——1941年11月期间的国民政府战区经济游击队,对敌施行全面的反经济封锁,牵制并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物资基础,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国民政府的经济游击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给四川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研究

1937—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日军实施以炸迫降战略企图的最主要空袭目标。据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为彻底“摧毁中国抗战意志”,日军下令对重庆实行大范围轰炸。1938年12月2日,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代表天皇向侵华日军传达天皇敕令“大陆令第241号”.     

抗战时期成都民众出钱劳军运动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口号,号召全国民众出钱劳军,以增强抗战力量。作为大后方根据地的成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捐款献金,慰劳抗战将士。     

青岛市民揭发中统人员谈明华敲诈贪污材料一件(1947年12月)

此件为1947年选举国大代表期间国民政府监察院收到的一份揭发中统局人员谈明华在青岛敲诈贪污的相关材料,反映了抗战胜利后中统局特务大肆敲诈与贪污的史实。该材料署名为"青岛市全市市民",实际作者已不可考。     

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论1937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和谈与对外求援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在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直接进行谈判的同时,并请其它国家出面调停,极力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争取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设法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除了争取与美国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及获得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外,还向英国和法国求援。在此期间,苏联结予中国以很多援助,包括提供大量的借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派遣空军帮助中国作战等。国民政府的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都是其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其对外求援对抗战起到了有利作用。     

“台儿庄大捷”究竟歼敌多少

正《"台儿庄大捷"有多大,数字告诉你》"想来怕也只好说是运气吧?"台儿庄战役落幕10年后,曾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服务于抗战宣传事业的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副刊撰文,对那次血战的捷报犹有不胜庆幸之感。依他之见,抗战初期国军接连失利的总态势,使得宣传部门往往难于为无米之炊,幸而在1938年4月初,孤军南下做战略试探的日军一部在台儿庄一带遭遇我军重创,悻悻退去,而     

国防地理视野中的抗战正面战场

中国国防的形态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巨大变化,先是边防(陆防)之外有了海防,继则又有了空防。伴随这一过程,中国国防地理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防地理形势受制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导致的国防重心南移,二是日本在华不同地区形成的既存势力格局。此外,国民政府在全国不同地域统治力量的强弱也影响着国防地理形势。战前朝野对中国国防地理有过较多探讨,认识大体接近。为因应未来战争,国民政府分别对陆、空、江海防以及战略大后方做了布局。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陆军作战主要在重要铁路干线和国际交通线展开;空军作战先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渐次转向华中、西南;海军作战主要沿长江航道展开,辅之以沿海要塞作战。正面战场的作战体现了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整体抗日战略。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

“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 ,但欧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并未欢欣鼓舞 ,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苏德的突然妥协出乎中国意料 ,国民政府不得不谨慎应对 ,并力图因势利导。已处于权力高峰的蒋介石 ,其对德宣战的主张和发表表态性宣言的设想 ,竟受阻于下属而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内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从战略角度看 ,欧战对中国有利 ,但短时期内中国则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后 ,中苏关系日渐疏远 ,中美关系则更为国民政府所重视。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战时体制探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育"。高等教育纳入战时体制,一方面适应国家战时政治、经济体制的需要;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军事、医疗人才,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