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反袁“三狼”

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兵变、民变迭起.当时,有斗争矛头直指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而被诬称为“白狼”、“黄狼”和自称为“黑狼”者,其中除白朗起义规模较大史有专载外,“黄狼”、“黑狼”,均未见诸史传,仅散见于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陆军等档案文件.三者反袁,虽各具特点,但都与革命党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兹根据上述档案资料的记载分述如下:     

“民变”话语考论

民变,《汉语大词典》中解为,"旧指民众暴动."《新华词典》同样解为,"旧指人民起来造反."此词较早出自《金史》,上记"(宣宗至宁三年)西京军民变,遣官抚谕之"①.此后,"民变"一语在正史记载中不断出现.《明史》中在神宗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便有4次有关民变的记载,如神宗二十七年"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吏陈奉";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②.除正史记载外,一些杂史及明清时人笔记中也有许多关于民变的记述.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吴长庆与朝鲜“壬午兵变”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八套播放了百集韩国电视连续剧《明成皇后》,在全国引起不小的轰动。剧中有关朝鲜“壬午兵变”的情节刻画得紧张激烈,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壬午兵变”与清政府以及淮军将领吴长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回族英雄马守应

马守应是明末农民起义中的重要领袖之一。马守应绰号“老回回”,①明末陕西绥德州的回民。只知他出身于边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详。大约在崇祯末年(1644年左右)病逝。马守应是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最早而又坚持到底的重要领袖之一,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回族历史人物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压迫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回回已经遍布全国,在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人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     

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与政府应对研究

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特别是1860年代太平军奄有苏浙膏腴之地,之后"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民变"呈现了一道别样的历史景象。民变的抗争矛头大多指向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略。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众反抗,也是政治权力控制地方社会不当的直接反映。太平天国严禁集体暴动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在应对民变的实践上则具有以剿为主、不注重善后、过分干涉租佃事务、区分事件类型和性质等特点。民变多元复杂的社会效应对太平天国统治产生影响。首先,"高效"镇压的背后,反映了民变耗费政府财力、牵扯行政精力和分散太平军兵力的实质;其次,民心渐失,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淡"的现实,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统治区风起云涌的民变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层面的失败,预示着"天国"陨落的命运。     

称号、口号与东晋民变——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例

古代四民包括"士、农、工、商",历史上的民变是一次次由各种各样的阶层的"民"组成的"人民起义"或者称"民变"。民变为了昭示其正统性和合法性,大多有口号、称号,孙恩民变是东晋末年次等士族利用民怨谋求改变地位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一次民变,"征东将军"就是孙恩的称号,这一称号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同时这一称号又是这次民变的一个口号。本文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切入点,分析东晋末年民变各阶层背后的世界。     

日本侵略朝鲜与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在近代亚洲是第一次出现的反日起义,在朝鲜近代史上也是一次重大的事件,今年是壬午兵变一百周年,尽管这次起义是短暂的,但却是值得纪念的。笔者试图就壬午兵变的原冈、经过及其结果略做探讨。一1873年12月24日,朝鲜国王高宗宣布所谓“亲政”,大院君下台,从此,闵妃一派掌握了实权。1876年,日本威逼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和不断侵略的威胁,促使在1882年爆发了壬午兵变。     

漫谈1913年四川造币厂造双旗200文铜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很快革命浪潮席卷全国。11月27日,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为形势所迫,与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签定《四川独立条约》,交出政权,四川宣告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从此结束了满清王朝在四川的封建统治。然而,12月8日发生“成都兵变”,存在仅12天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即被新一届的四川军政府所取代。1912年4月,四川成都造币厂奉军政府令,开铸新版四川铜币。新币的正面珠圈内书“四川铜币”四字,中心部位有一朵芙蓉花,圈外上缘书“军政府造”,下缘书“当制钱×文”,两侧各有一个十字花;背面中心圆内有篆书“汉”…     

做人嘛，最好有个底线

一、“即人之位。杀人之子,于心不忍啊!”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由殿前都点检变成了皇帝。     

王占元治鄂时武昌兵变内幕

湖北督军王占元治鄂时,先父何佩瑢（1939年任日伪湖北省省长）担任他的参谋长。在任期间,曾发生军阀孙传芳与王占元之间的内部争斗,以致导演了一场“武昌兵变”．使武汉人民深受其害。我父对此心有余悸。1936年在庐山避暑时,他详细地对我谈到那次兵变的内幕,给我印象很深。现记述如下。以供历史研究之参考。     

菲律宾总统们最惧怕的人

格雷戈里奥·霍纳桑,是个让众多菲律宾政要惧怕的人。长着一张明星脸的他,虽然很低调,也很少露面,但只要他一现身,就意味着要发生兵变……因此,他被称为菲律宾的“兵变专家”。不久前,他终于被抓获了。但是,对阿罗约总统来说,这不一定意味着天下从此太平了……     

国外关于清末民初乡村民变问题研究述评

民变是衡量社会运行状态的一项重要指标,中外学者对中国近代民变一直给予关注.国外学者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民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既有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成果较丰硕,但在资料建设、研究深度和区域等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对国外的相关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对于拓宽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深入认识辛亥革命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光绪朝“政府”词义之嬗变

在现代汉语中,“政府”一词与英语Gov-ernment同义,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总称,由于行政级别不同,而有中央(国务院)、省、市、县、乡政府之区分。但是,“政府”在中国古代却是一个特殊国家机关的代称。在王朝兴替过程中,由于国家机关不断发生变化,“政府”所指代的对象是有所不同的,直到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它才逐渐演变为现代的含义。不过,在当时它仍然是一个代词,一直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它才正式转化为名词。正是因为“政府”这个词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过程,在各个朝代所指代的机关有所不同,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时,尤其在解读晚…     

“政府”一词的由来

政府,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但“政府”一词本义并非如此。     

范石生遇刺

朱德、范石生、杨蓁3人是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同学,曾结为金兰之好。1925年滇桂战争时,杨指挥范的“定滇军”,把龙云部滇军围困在南宁,却惨死于“定滇军”内的一场“兵变”。1939年杨的长子“子报父仇”,当街枪杀范石生,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     

高句丽赈贷法发微

面对自然灾害时极易发生民变等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情况,高句丽初期弱小时,采用的是单一的赈济制度,但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其统治区和人口的激增,故国川王时颁行了赈贷法,用以解决年景不佳,贫民困苦时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灾后恢复生产的绝佳农业法。正是赈贷法的实施,保证了高句丽此后近5个世纪内,历经数次灾害,但却未发生民变骚乱等内部危及政权统治的情况。赈贷法是面对“无所佣作”的情况,当出现较大灾乱,发生“民饥”甚至“饥人相食”的状况时,仍会辅以“赈给(济)”“赈救”或者“抚恤”等并用手段。因此,赈贷法可谓是高句丽统治者制定的一项成功保全农业生产的法政,有利的保障和维护了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和延续。     

盛世文化兴

有宋一朝,奇特之处比比皆是,不仅“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斧声烛影”、“狸猫换太子”之类的宫闱秘事广为流传,“燕云十六州”、“澶渊之盟”、“熙宁变法”、“花石纲”、“靖康耻”、“泥马渡康王”等历史典故也为后人知晓;王安石、司马光、包公、岳飞、李师师、宋江、方腊等众多的名人,更是如同众星托出宋代这一轮明月……     

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由于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模式的偏重;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地税改革的功利性与不断加重的捐税;由于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的低下;由于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加之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民变。其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民变表现的社会动员的缺乏、国家—社会关系失序的教训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