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综述

<正>由于在掌握语言、史料方面的优势和对教会史研究的现实需要,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最早是从天主教会内部开始的。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史的研究基本都呈现出通史研究的倾向。最早对中国天主教进行研究的是华人耶稣会士黄伯禄神父,他的《正教奉褒》列有晚清各地方官府针对天主教发布的告示,现已成为研究清末教会的重要资料。民国年间,华人耶稣会士萧静山司铎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天主堂,     

贵州近代报业的兴起——兼论袁玉锡与遵义《白话报》

1906年,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纸遵义《白话报》诞生,由时任遵义知府袁玉锡创办,这是贵州近代报业的开端.一直以来,关于贵州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较为稀少.之前,在若干文献的记载中,《黔报》一直被视为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刊.近年,史学界正式提出,遵义《白话报》为贵州近代第一报,倡导者为时任遵义知府的袁玉锡.遵义《白话报》的原件,现已失传.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来全面还原贵州近代报业的起源,力争能够全面评价遵义《白话报》.同时,史学界对袁玉锡任职遵义知府的时间一直存有争议,这关系到对遵义《白话报》的考量.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袁玉锡在遵义的任职时间做了考辨,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近代广西瑶汉民族关系管窥——从《两广瑶山调查》说起

近代有关广西少数民族情况记载的献不多,《两广瑶山调查》是一本珍贵的近代有关瑶族风土人情、礼俗习惯、名胜物产、民族关系的原始调查资料,该书对研究近代广西瑶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拟依据《两广瑶山调查》所存有关近代广西瑶汉民族关系的史料,考察近代广西瑶汉民族关系。不妥之处,望予赐正。     

记两种贵州近代小说

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近代小说多产生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得风气之先的文化发达地区,其它地方的作品则较少见到,因而也就显得十分珍贵。《社会鉴》和《越南救国史‘这两种贵州近代小说,《晚清戏曲小说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等小说书目均未著录,虽然早就作为辛亥革命史料刊登出来,但限于专业分工,治近代文学者知者甚少。这里稍作介绍,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当代西方新史学与“史料之革命”——兼论中国新史学史料体系的重构

近代西方传统史学特别强调史料的作用与价值,但它所倚重的是档案文献资料。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则引发了"史料之革命",扩展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建立起了一种多元的史料体系。传统史学所忽视的书面史料、考古资料、图像资料、口头资料等都被纳入到史料的范围内,从前为历史学家所不屑一顾的文学和艺术资料也成为了历史学家探求历史想象和历史现实之关系的重要资料之一。史学家以新的眼光对旧有资料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历史资料在存储、传递、检索和分析、处理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史料之革命"与史学观念的更新、新领域的开拓、跨学科研究等密切相关。     

史料笔记与民俗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的记载为例

史料笔记对民俗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晚清史料笔记对民俗的记载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传统民俗的记载,二是保留了近代以来民俗变迁的资料。笔记史料对民俗的记载虽有零散、芜杂等固有的缺陷,但其记载更为丰富多彩、细致生动,同时也更为客观、可靠。     

天主教的主体性与历史诠释——约翰·奥林的天主教改革研究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奥林是一位汲取"耶丁范式"以推动和深化16世纪天主教改革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不认同将16世纪天主教史等同于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传统观点,而强调天主教内部也有长期的改革运动,理应从正面重新对其加以审视。奥林始终认为,天主教改革是发轫于中世纪晚期的一场富有建设性的革新运动。在数十载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他编纂史料集,讲授相关课程,努力挖掘和呈现被歪曲、被忽视的天主教历史,为确立天主教在历史解释中的主体性贡献颇多。但奥林的"天主教改革"诠释框架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它将16世纪天主教史仅视为一部改革史,从而遗漏了天主教作为多网络信仰共同体,在回应时代挑战中所具有的微妙而复杂的发展变化。     

试论方豪的宗教史研究

方豪在宗教史研究方面颇具成就，其研究以天主教史为主，《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其重要成果之一。在详考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原因以及与中国化的相互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同时，又对回教、摩尼教等其他外来宗教进行了较深的研究。并对浙江诸外来宗教重点考察，开宗教区域研究之先例。他还注意展拓宗教史史料来源，对宗教史研究，有发扬光大之功。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贵州资料辑录(一)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根据馆藏档案所编,2010年6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该书公布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明代官方档案史料,为地方史志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实可靠的资料。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李峰将该书中涉及贵州人和事的资料辑录整理出来,在本刊陆续刊出,以供广大贵州地方史研究学者及地方文史爱好者参考。     

“新学入黔”的先驱者——严修

本文通过对清朝末年贵州学政严修将新学送到贵州一系列教育活动的研究,论述了这一教育界前辈对贵州乃至全国在近代教育的发展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并探讨贵州近代教育发展的渊源。     

五开卫设置时间辨析

五开卫是明朝在贵州东部设置的第一个卫,为日后黎平府的设立准备了有利条件,对黔东南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其建置年月,史书记载多有抵牾,后人也很少进行辨析.理清五开卫的设置经过,有助于深入认识贵州尤其是黔东南的历史.史料分析结果表明,洪武十八年四月下令设置五开卫,但建卫工作直到年底才实际开展,至洪武二十五年最终确立卫所体系.     

《平南传》琐谈

《平南传》问世后被认定为贵州首部历史小说,成书于明代。本文将该书与有关史籍对比,并根据明代职官等制度及有关人物的经历作考证,提出不同意见。又从故事情节及语言文字推测其成书年代,判断文学、史料价值。     

明季平播抗清巾帼英雄秦良玉

明季,重庆忠州出了一位杰出的女军事家,巾帼英雄秦良玉。她在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永宁土司奢崇明等的叛乱,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安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抗清的活动中,秦氏一门,更是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现今必须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客观的评价,并将永远名垂青史。     

被建构的历史:当代贵州地方志中的南明史叙述

在历史的建构中,人的思维与意志占据着重要位置。通过对历史进行建构,今人将自己的意识写进历史之中。当代贵州地方志中对南明史的叙述,恰恰正是历史与建构之间的一种复杂反映。编撰者在编写南明史时其实就是对贵州安龙的南明史进行重构,从某种程度上说,被建构了的历史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历史,字里行间,历史建构者的褒贬之意、好恶之感贯穿历史的始终,溢于言表,袒露无遗。     

民初贵州的“实业兴黔”讨论

辛亥革命后,振兴实业成为朝野各界的共同心声。贵州的知识分子也借助报刊这一传媒,对在贵州振兴实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贵州舆论界普遍认为,贵州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贵州必须振兴实业。振兴实业要分轻重缓急,应以农业和矿业为要务,要群策群力,有的放矢,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等。这次大讨论,为贵州知识分子就实业兴黔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脉动、贵州情怀。但是,知识界设计的实业兴黔的路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康雍乾时期的贵州山地文化观

清代康雍乾时期派到贵州地方官员的奏折、疏言、著述和皇帝的上谕、朱批、圣旨等所构成一系列对治理贵州的决策及实施过程,正记述了对贵州山地、山地民族和山地文化及其特征的认识过程,形成了独特的贵州山地文化观,在贵州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的《贵州日报》(1940-1949)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贵州日报》与今天的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除了名字恰巧相同外,内容与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其版式编排与国民党《中央日报》大体相同,体现出当时报纸的一般形式,内容上所涵盖的范围大致与今天的综合性报纸相当,以反映本省新闻为其一大特点。内容上具有浓郁的本土色彩,版面安排上也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是观察当时贵阳市民生活、了解西部媒体发展的一面镜子。     

杨端其人及其族别考

杨端是统治播州（今贵州遵义）达近七百二十五年的杨氏家族之始祖。近代以前,史载皆以杨端为山西太原汉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学者谭其骧对其民族身份提出异议,认为杨氏族属为川南之罗族（今彝族）,文章发表后,又衍生出苗族、白族、仡佬族三说;杨端其人之存在,则在上世纪末禹明先撰文提出新见。杨端其人及其族别问题,事关黔北历史真伪、事关黔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对二学者之论逐一缕析,认为确有杨端其人,祖籍山西太原,汉族。     

川黔彝族社会形态比较研究简

本文从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就汉族封建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论述。主要通过对四川凉山和贵州毕节两个彝族聚居区的历史社会形态进行比较,进一步论述我国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是由于多民族国家、多层次的生态环境、“土流并治”的政治实践所造成的。它贯穿中国社会形态始终,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Underhand Dealings with the Papal Authorities’: Disraeli and the Liberal Conspiracy to Disestablish the Irish Church

During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of 1868,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Disraeli sent a ‘gentleman spy’ to Ireland to seek evidence showing that William Gladstone had agreed to disestablish the Church of Ireland in return for the Vatican's promise of Irish catholic votes. Proof of this conspiracy, Disraeli hoped, would prompt an anti‐catholic backlash and tip the election to the Conservatives. Disraeli's spy spent four weeks interviewing various Liberal politicians and Irish catholic prelates and claimed to have discovered not only a secret agreement between Gladstone and the bishops, but also a vast Vatican conspiracy to use Irish nationalist agitation to undermine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Unfortunately, he never found written proof of any either scheme. The Liberals won the election by a large margin and soon passed an act disestablishing the Church of Ireland. Although out of office, Disraeli remained in contact with his secret agent, using him for further missions in England and on the continent. Despite its failure, the spy's mission offers fresh insight into Disraeli's character and policies. Disraeli combined opportunistic political scheming with a weakness for conspiracy theories. His agent's mission to Ireland was certainly an intrigue meant to turn the political tables on the Liberals but was based on Disraeli's belief that Rome actually had conspired with Gladstone. Recognition of Disraeli's faith in the existence of papal conspiracies helps to make his public statements about disestablishment more comprehensible and suggests a new explanation for his ongoing inflexibility in regard to Irish grievances and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