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熊沛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了“实现日本指导下的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即在东亚确立以日本为霸主的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①，日本外交的任务因此已不仅是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及控制局部地区，其...     

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

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情报丰富、流程明晰,表现出很强大的决策能力,因而在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发言权。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华外交理念的差异,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对华决策方面产生了不少矛盾,双方的博弈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1924年到1927年达到了对华"二元外交"的最高峰。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二元外交"的本质是外务省在"宪政常道"的背景下对日本传统军国主义外交的"二元化"。这一特点明确地体现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将欧美小国与欧美列强“一视同仁”,宁愿让欧美小国享受欧美列强从清朝攫取的除割地赔款之外的种种特权,也不轻易满足欧美小国提出的符合近代国际惯例的一些要求.这样,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也不断丧权辱国.究其原因,在于清朝以传统的“天朝上国”思想来指导近代对欧美小国的外交;清朝对欧美小国外交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体制,而不是保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清康熙帝对准噶尔政策的演变

十七世纪后半期,我国卫拉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已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的强大政权,其首领噶尔丹与清遣使贸易,在政治经济上与清保持了十多年的友好关系,但随着准噶尔政权实力的增强,噶尔丹东进喀尔喀。严重威胁清朝的北部边境,康熙帝充分利用、发挥宗教上层人物和当地民族上层人物的影响和作用,力图使准噶尔和平归顺。由开始的“柔远”“安抚”到最后的“剿抚并用”是由许多历史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促成的。这一政策基本上适应了当时清朝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和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反映了清朝国力的不断增强,为最终清朝统一准噶尔奠定了基础。     

郭嵩焘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

在晚清外交史上,郭嵩焘与曾纪泽是两个极有影响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只对这两位外交家进行过个案研究,本文则试图把他们的外交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比较,从中探寻两代公使的外交理想及认知,并从他们的异同中进一步探讨有关晚清外交近代化的一些问题。一、郭嵩寿、曾纪泽面临的外交大势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几乎与世隔绝,对周边国家的交往则建立在“宗藩制度”上,即中国以“天前上国”自居,周边国家乃至更远的属国必须向清朝皇帝纳贡,并接受清帝册封。清廷则需为属国平挥内乱、外患,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干涉属国的内政。然而,随…     

论日本推古朝的对华外交

论日本推古朝的对华外交王顺利推古朝（公元５９３—６２８年）时期,日本不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对华外交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本文仅就日本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同行。一从公元１世纪起,日本列岛上的部族首领或统治集团就以“奉贡朝贺”或...     

战后日本对蒙外交

战后以来,日、蒙关系一直处于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只有低层次的、松散的经济、贸易往来。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和日本“大国外交”的展开,日、蒙关系陡然升温。日本政府通过积极主动的对蒙外交,迅速填补了原苏联从蒙古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掌握了国际社会援蒙问题的主导权。     

论18世纪后期朝鲜进步文人的中国外交使行

论１８世纪后期朝鲜进步文人的中国外交使行李敦球在清朝二百多年间,朝鲜王朝对清朝实行事大外交方针,每年派遣称作“三节年贡使”的“定期使”和各种“别使”,并且还根据各种必要派遣“赍咨官”等燕行使。由于中朝两国使节团频繁往来,为两国文人的相互接触和思想文化...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

关于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美国长期对华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所致。本文不完全同意如上说法。     

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

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沈予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分共”,这是国民革命从胜利高潮转向失败的历史转折时期。本文拟以历史档案、文献所反映的事实为依据,探索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前后日本“币原外交”、“田中外交”对华...     

义和团事变中的日本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

日本在华领事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群体。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当时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表现十分活跃,在沪任内为扩张日本在华利权不遗余力,与中国各阶层人士均有密切交往。义和团事变发生后,上海领事官一跃为对华交涉的重心,小田切在东南互保、战时交涉、战后和议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又因个人禀赋、才能及政治抱负,在其外交实践中表现出某些值得注意的"个性"。考订小田切在庚子前后的事迹,通过观照其人,可透视当时日本对华外交的底蕴,并深入了解日本外交官与清朝人士交往的一般形态。     

日本币原对华外交与郭松龄事件

日本对华外交在一战后历经调整,1924年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提出以对华“不干涉”、重视与国际(主要是英美)协调和重视经济利益为特征的外交政策。而于次年中国东北发生针对张作霖的郭松龄事件,币原外交受到挑战,结果郭松龄受到日本关东军的强力干涉,功败垂成。在郭松龄事件上,无论币原或军部的立场都较第二次直奉战争为强硬。币原本人所主张的绝对不干涉主义在此并未始终执行,而是顺从了军部、财阀、舆论的一致主张的出兵干涉。     

遏制的逻辑——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战争边缘”政策

朝鲜战争后,在中美处于准战争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采取极端的“战争边缘”(brinkmanship)政策。一时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东亚上空。本主要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对华“战争边缘”政策的背景,指出在艾森豪威尔“大平衡”思想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华最大限度的威慑和防止东亚小国与中国联盟进而破坏远东力量均势这两大战略目标,“战争边缘”政策包括了“边缘     

北京外交团的发展及其以条约利益为主体的运作

从1860年代中期发展到1920年代后期,北京外交团的政治力量往往受到其成员国组成变动、国际情势、各国势力范围,以及各国对华条约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很少达到完全“全体一致”。在以辛丑和约签约国列强的主导下,外交团于民初对中国政治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因欧战的爆发酿使团成员国分裂,加上中国政府展开修约外交,导致它无法协调各国对华联合行动。1920年代中国南北政府分别对使团团长的权威提出挑战,否定使团组织的代表性,以及“加拉罕使华事件”的冲击,终于迫使外交团省思组织性质与对华关系,调整交际礼仪与政治活动的比重,促成组织正常化。     

正确还是错误?——李鸿章外交思想浅论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主持清朝外交超过30年,是清朝晚期外交活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对于清朝晚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参加的外交活动以及中外交涉构成了清朝晚期外交实践的主体。李鸿章代表清朝和西方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深入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晚清外交,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第一届政党内阁的首相原敬极力强调:“国际协调”;改革对华外交,实行“不干涉政策”。当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时,原敬内阁、高桥是清内阁先后声明:“不干涉中国内争”,不准日本军人介入     

自民党“知华派”代表人物对华认识的由来与行动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对华主流认知基本上是敌视的,但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知华派”政治家也不乏其人。“知华派”在日本执政党内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一般都在政府或执政党内任过要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发言权,对政府决策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或出于对日本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或出于自民党内的派别之争,与自民党的对华主流认知存在分...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以对华政策为中心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大体是求是的.他高度评价苏俄初期的对华宣言,希望中国政府承认苏联,赞赏苏联在30年代中期的和平努力,认为苏联是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充分肯定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胡适也谴责了苏联外交所表现出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二战后,胡适以冷战思维判定苏联外交是侵略、扩张性的.     

民国时期学界关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而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促成了学界对于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视,尤其是对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关注。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一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兴起是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社会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命题,吸引人们加强对相应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对当时相关问题的认识。首先,民国政府外交活动的增多和民众对外交的重视。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积极参加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