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过程

中国早期国家包括邦国和王国两个阶段。早期都邑伴随早期国家的形成而出现。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过程,时间上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期到夏商时代,聚落形态上是从部落中心演变为邦国都邑、王国都邑,建筑形态上主要表现在大型城垣、宫殿宗庙建筑、大型墓葬、高规格手工业作坊的萌生与发展。仰韶时代中晚期是早期都邑的孕育时期,龙山时代是早期都邑的初步形成时期,夏商时代则为早期都邑的大发展时期。     

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

陶寺遗址微观聚落形态和宏观聚落形态的考察表明陶寺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王者的雏形很可能已经出现,礼制初步形成,已进入了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阶段。这一时期,文明社会初步形成。     

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

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约5500—4000年间。中国古代国家经历 "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而不是 "古国—方国—帝国"或 "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大体相当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澧阳平原经历约2000多年的社会复杂化历程,距今约5500年步入邦国阶段。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的地区性国家,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时间大致为前2500—前2000年;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开始向方国迈进,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孕育了三苗方国。"多元一体"的 "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 "一体"则为王国文明的一体。     

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

本文从邦国与王畿、国家疆域与结构、四土概念、治国与治边等方面,对先秦时期的国家形态和疆域、四土观念进行了探讨。认为古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进程,虽然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朝已具备了国家形成的基本要素,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阶段,但这时的“国”是指众多诸侯分封之地域城邑;早期国家呈现出以王畿为中心的多元盟邦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氏族部落联盟社会政治分散的状况,所谓“多元”就是指王畿与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在强弱不等的态势下处于“并列”的状态;先秦国家主要是由王畿与四土两部分构成,王室对其分别实行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边疆概念。     

说“商”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玄鸟、帝、商、汤四名是相通的,“商”是成汤灭夏后建国才有的国号,“商”音由“汤、唐”来,字形由帝(玄乌)来。商族自建国后一直自称“商”,武王克商后,周人才改称“商”为“衣”、“殷”。     

浅谈契“封于商”和“契居蕃”

商族最初的活动地域在那里?契所居之地究竟在何处?我们认为,商族的发祥地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契所居之地“蕃”在河北省北部易水流域。商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族的始祖名契,传说为其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相传契曾跟禹一道治水,又曾被舜任命为司徒,这说明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从契到大乙(即成汤)传了十四世,大乙汤完成了灭夏的事业。“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这十四世相当于历史上的复代,约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商胡建立之后,统治的年代更为长久,从大乙汤到帝辛(纣王)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大约有六百年。前后(灭夏前与     

先商文化考古的新征程——在“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商代是中国上古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商族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部族。根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和其他史籍的记载,从商之始祖契至汤灭夏建立商朝前的先商时期,大体与夏代同时,先商时期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称为先商文化。     

宝墩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

聚落级差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也是研究城市起源的重要因子。通过对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聚落遗址的考古学观察和分析,可知宝墩文化一期始现聚落级差,二期形成以宝墩城址为一级中心聚落的组聚落,三期实现一级中心聚落的转移并形成以郫县古城为中心聚落的又一个组聚落。宝墩文化聚落级差化的发展彰显了其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同时结合国内外早期城市理论分析,宝墩文化已处于早期城市的初始形态。     

洹北商城与殷墟聚落形态浅析

洹北商城和殷墟是商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其周边聚落既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历时性变迁的缩影。本文通过梳理既往研究与近年来发现的新材料,结合洹北商城和殷墟聚落形态、功能、等级和性质讨论,认为中晚商时期洹河流域的聚落至少已形成三级差序格局,但都城仍是核心,与以往“一大带众小”的认识相比更丰富、更立体。随着都邑中心由洹北迁移至洹南,次级聚落成为都邑之下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分布于洹河两岸的基层聚落数量也保持增加的态势,共同奠定了“大邑商”的基本格局。     

试论中国早期宫城的形成及初步发展

宫城是中国古代城址和中心聚落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然而宫城的出现并非与城址的出现同步,当史前城址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时才出现了宫城.偃师商城宫城曾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城,二里头宫城的发现将宫城出现的时间一下提前了几百年①.但是二里头成熟的宫城形态有理由使我们相信早于二里头文化阶段已有了宫城的雏形.近年蓬勃发展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和一些重大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宫城的形成问题提供了线索.在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就中国早期宫城的起源、形成及相关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郑州商城肇始阶段王畿区域聚落变迁与社会重组

郑州商城营建之前,其王畿区域作为二里头都邑的东方门户,存在多个并行的局域性中心聚落,但未形成一个共同的区域中心和顶层组织。郑州商城在其肇始阶段成为唯一的区域中心聚落和顶层组织,逐渐成为主导中原腹地及广域的都邑。此前的局域中心聚落响应郑州商城的营建而重新修建或改造,反映了郑州商城代表的国家和社会控制了此前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城邑,牢固控制了整个王畿。郑州商城肇始阶段王畿区域基层聚落明显减少,反映了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中人群和资源向高层级聚落集聚的趋势。     

公元前第三千纪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考察——以榆林地区考古资料为中心

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的北方地区人口数量较前期急剧增长,聚落规模差异加剧,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在经历了财富集中、高等级聚落、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涌现的过程之后,聚落间防御需求日趋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常态化的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不仅成为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北方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     

试论中国早期文明的产生——以湖南城头山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为例

城头山遗址作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因发现屈家岭文化城址和大溪文化城墙及汤家岗文化水稻田而著名,号称"中国第一城"。城头山地区文明为本土文化发展起来的原生型文明。作为早期邦国文明,城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经历了农耕聚落—中心聚落—邦国三个阶段。城市(包括礼仪建筑)、文字、服饰(包括玉佩饰)是城头山地区文明起源的要素和形成的标准。城头山地区文明向成熟文明发展最后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城头山地区邦国文明的产生是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一种模式,在长江中游乃至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中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中国早期文明经历了一个小国寡民式的邦国文明阶段。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的国家结构和形态,既非一般所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亦非所谓"邦国联盟",而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它由"内服"与"外服"所组成。内服亦即王邦之地,有在朝的百官贵族;外服有诸侯和其他从属于商王的属邦。内、外服关系亦即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并贞所构成的结构关系。维系内、外服"复合制"结构的是商的王权及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商的王权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王邦对于其他属邦就是"国上之国";其他属邦则属于王朝中的"国中之国"。这是一种以王为天下共主、以王国(王邦)为中央、以主权不完全独立的诸侯国即普通的属邦为周边(外服)的复合型国家结构。     

中原历史文化演进的考古学观察

正目次一史前时期:从“多元”走向中原文化的“一体”格局二夏商时期:早期国家的文明核心三两周时期:“天下之中”的礼仪规制四汉唐时期:“国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五辽金元明清时期:作为“国家文化”的中原历史文化之传承六中原历史文化演进轨迹和历史价值七结语中原包括今河南全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地区,位于黄河流域中游。中原又称中土。就地理位置而言,古代中原是相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夷而言,它们     

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基于遗址资源域和泰森多边形的分析

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一般认为其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但以往研究偏重于文化面貌辨析、文化类型划分和族属的探讨,对其社会结构、特征及具体的发展策略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选择洛阳盆地为研究区域,以聚落空间布局为关注点,运用遗址资源域和泰森多边形的研究方法,得出二里头时期聚落呈现向心式的网状分布模式,各泰森多边形小区依据在网状系统中的不同位置可分为政治功能小区和经济功能小区,各个小区借助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形成了三级聚落中心组成的有效聚落等级结构体系,确立了二里头早期国家政治实体直接有效控制的王畿范围。     

论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级差

本文通过对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诸多聚落遗址的调查和分析,并据现有考古学资料,揭示出该流域聚落间不同社会阶段的发展水平以及差异性的规模化发展梯次,进而总结出渭河流域远古文化不同阶段的聚落演进状况,以及处于其中心地位聚落的历史变迁的文化现象。     

山西灵石县静升村明清聚落格局的变迁

聚落格局是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对象。山西灵石县静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聚落格局形成历经元末明初各沟巷的初步开发,明中后期至清初的边界拓展与内部扩建,以及清中后期内部格局的充盈及跨河“南侵”三个阶段。这其中地理环境、宗族势力、战乱匪患和国家政策等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聚落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而聚落庙宇以及标志性建筑物的创建历史成为考察的重要指标。现今加强乡村聚落格局的研究仍将是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趋势之一。     

从商文化的东渐看商族起源“东方说”的不合理性

所谓商文化,指的是商王朝时期商族所创造的文化。商王朝建立之前的商族文化,可称作先商文化,以遗址命名,又可称作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与先商文化通称为商族文化。对商族文化进行研究,这是多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对于先商文化和商文化的形成与分布地域的研究,尤为学术界所重视,可谓是研究商族起源必须涉及的问题。众所周知,有关商族起源诸观点中有一“东方说”,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商族文化存在着由东而西渐之势。本文在确定商代初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基础上,认为商文化存在着由西而东渐之势,进而否定有关商族起源的“东方…     

吐谷浑邦国事录

吐谷浑于公元３２９年在青藏高原立国,至６６３年（唐龙朔三年）国灭,共３４４年。灭国后的吐谷浑有其独特的历史蕴涵,值得加以研讨。本文从灭国后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吐谷浑邦国”的政治中心及疆界、“吐谷浑邦国”的经济、吐谷浑民族的传统文化、吐蕃对“吐谷浑邦国”的控制等五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