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险岭访苗寨

笔者这些年来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远到西藏,但从未涉足贵州。这次随德国汉堡州文化代表团访华,主要目的之一是访问中国少数民族,邀请少数民族歌舞高手参加明年在汉堡举行的中国文化月活动。苗族的历史文化、苗族的音乐舞蹈驰名中外,多数苗人聚居贵州,故而此次访华我特别建议到黔东南一行。把少数民族地区当家乡我们乘小面包车由贵阳出发向贵州高原东南部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凯里驶去,一路上,山川起伏,风景如画。中午,我们在一乡村人开的小饭馆吃到了刚刚从地里摘下来就下锅的蔬菜和青豆。到了凯里,我们被送到一个新建成…     

行走在黔东南的“驴友”

黔东南一带,那里有历史文化名城凯里,有国家级风景区雷山,还有苗寨、侗寨以及瑶族风情,集中了各具特色的风雨楼、鼓楼等少数民族建筑。这条线路开发得还不是很成熟,游客以自助游为主。假期,我和来自重庆、长沙、武汉、福建等地的"驴友"一行六人,在黔东南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集合,一路沿都柳江南下经郎德-雷山-榕江-从江-小黄-肇兴-程阳-桂林,度过了一个风情万种的黄金假日。     

追随陈独秀一生的“托派”重要骨干——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罗汉事略

1961年,罗汉之子罗南由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贵阳师范学校任教,并在贵阳找时任贵州省政府民政厅长的李侠公先生。朋友之情,战友之谊,李侠公对罗南倍加关心和爱护。1965年,罗南与赵松泽女士结婚,在贵阳安家落户。文化大革命之初,罗南因父亲“托派”问题被打为“另类”,发配到息烽流长中学、息烽中学、安顺师专。     

漫话贵阳

贵阳是一个很拥挤的城市,这也是不得已的——山间盆地,地形狭长,近15年来主要向高处发展,因此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走在闹市的街道,仿佛置身纽约或香港一般。惟其狭小,这个城市的建筑也就显得比较凌乱。据说,有一年城建部的一位领导站在黔灵山公园的望筑台上俯视贵阳全城,惊呼道：＂贵阳的城市建筑就像一副推倒的麻将牌!＂这话即便是钟爱麻将的贵阳人肯定也是不爱听的,何况建筑＂像一副推倒的麻将牌＂的城市在中国大地上又何止贵阳？     

八鸽岩 八德岩 八鸽岩路

黔灵山的周围,从前是很荒凉的,只有少数民族才在这里居住。 现在的八鸽岩一带,原来是一个苗族寨子,有七八十户。因为附近的山岩呈白色,因此人们就把这个苗寨叫白岩脚。又因为山岩面向贵阳城的石壁上有两个石洞,每个石洞口经常都有4只鸽子站在那里,因此又把这个寨子叫八鸽岩寨。由于贵阳人称某某寨时,都习惯把“寨”字省略,因此一般就把这个苗族村寨叫作八鸽岩。     

小排量汽车之路难破冰

政府不应根据管理方便来让老百姓选择自己的交通工具,限制小排量汽车通行与公平相悖6000元的诱惑2005年8月20日,星期六。张力带着爱人来到北京某汽车市场看车。“每天去挤公交车非常疲惫,我非常想买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张力告诉记者。他是一家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家庭月收入7000千元左右。“买车只是为了代步,便宜而又节油的     

贵阳话与普通话大同小异的历史成因

我国汉语方言的分布,吴、赣、湘、闽、粤及客家六种南方地区的方言,均与北方方言有较大差异,各划分为不同的方言区,唯独西南地区的川黔滇方言、即“西南官话,”却属北方语系统,划属北方方言区。这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贵阳话是川黔滇方言的一部分,通过贵阳话与普通话的比较,找出它们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并阐明贵阳话形成的原因,对于研究整个川黔填方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根据语言调查的结果,贵州的汉语方言大体可分为三个片区：黔北、黔东南和黔南。黔北片区除了地处黔中的贵阳外,还有黔西南的安顺地区大部、黔西南…     

我和贵州的一些小故事

我出生在贵州贵阳 ,从留学起就离开贵州。但乡情还在 ,常常回想起一些童年的往事。贵州多山 ,人说“地无三里平” ,“开门见山”。山地有缺点 ,交通不便 ,科学文化比沿海落后 ,但山地也养成一种“硬汉精神” ,那就是不“随波逐流” ,敢“开顶风船”。所谓“仁者乐山”。但科学文化落后则是不争的事实。沿海交通方便 ,学校众多 ,所谓“智者乐水”。要想两者兼得 ,谈何容易？抗日战争将大批的学校搬到大后方 ,我读完高中一年级 ,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就搬到贵阳 ,我就跳班考入中大实中。中学还未上完 ,浙江大学一年级又搬到贵阳县的青岩镇 ,我又跳…     

从贵卅走出去的乾隆爷

随着轰动全国的40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在各地的播放，张国立饰演的乾隆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个“乾隆爷”，在二十多年前还是铁道部五局二处的一名普通筑路工呢。二十五年前，是湘黔会战如火如茶的日子。我处刚从成昆线西昌转移到贵州凯里，五局二处文艺宣传队先借住在凯里大礼堂，后又迁至龙头河州水泥厂的一幢3间库房里住下，练节目就在房前的一小块平地上。为配合当时的形势，处文艺宣传队挑选了一些青年充实到队伍里来。随着在铁二局任职的父亲的工作调动，国立家举家从天津来到贵州，安家于贵阳枣山路。七十年代初，国立当上了…     

四十七年前的贵州邮政“特约小包”案

民国32年(1943年)贵阳发生一件轰动全省的邮政“特约小包”案。贵州邮政管理局局长刘曜庭因此被贵阳法院判刑十年,后来又移送重庆军事法庭审讯。作为一个“特大新闻”,当时贵阳报纸竞相报导。然而个中情况,众说纷坛,结局如何,鲜为人知。最近我们在修志工作中,发现了这一案件的有关档案资料,基本清楚了全案的始末。抗日战争进入第六年,贵阳工商业仍然处于“畸形繁荣”的状态。当时贵阳并未专设邮     

黎平土改——记半个世纪前社会变革

1951年12月初,我由贵阳到黔东南的黎平县去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是值得回忆的一段往事。     

清代贵州人才的地域分布

明代以前,由于社会、经济非常落后,贵州几无学校教育可言,人才极少。朱元津一匡天下以后,由于明统治者注意“礼乐教化”,把在边疆地区设学作为巩固边防、统一国家的重要政策之一,学校教育在贵州才广泛兴起,人才也开始大量涌现一并出现了贵阳、安顺、思南、普安（今盘县）、清平（今凯里炉山）五个人才分布中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到清代这一人才分布格局又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的历次战争,给明代兴起的贵州学校教育造成了很大破坏。振乾隆《贵州通志·学校志》记载,贵阳府学、走番州学、安顺府学、平越府学、都匀府学、…     

一张TR PASS,火车全岛游透透

我之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随着台湾自由行针对更多城市开放,越来越多的大陆旅行者们,在宝岛上四处穿梭时,会选择怎样的交通工具?如果只是在台北市区游览,搭乘台北"捷运"(地铁)无疑最为便捷。但如果旅行的目的地不只是台北,计划去往南部的台中、台南,以及东部的宜兰、花莲等地,就不得不考虑交通工具的问题而我的推荐是:坐火车台湾有最先进的铁道交通网络,搭乘火车可以到达台湾本岛的任何县市。在台湾坐火车,不会有拥     

新疆万里行

说起去新疆 ,我当然也不是第一次 ,但大多是从天上飞过去的 ,而且目的地又多是乌鲁木齐一带 ,工作多与新疆大学、自治区文化厅、兵团政治部等部门打交道。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新疆之行既称之为“调研” ,就绝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比如交通工具 ,除火车、汽车外 ,若要深入到瀚原牧野 ,则尚需以军马、骆驼代步 ,在天宇浩淼的砾滩漫漠中欣赏那突兀的“孤烟”从沙枣丛中掠过 ,又盘旋着冲上蓝天 ,也确是别有一番情趣哩 !天下闻名的新疆水果 ,如吐鲁番的葡萄 ,鄯善的哈密瓜 ,我自是早已领略 ;近两年又不断品尝库尔勒的香梨 ,这次则吃到了叶城的大籽石…     

一颗“高产卫星”的浮沉录

1958年的元月下旬快过春节了。我们在台江县参加劳动锻炼的同志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赶回贵阳有紧急任务。时间紧迫。在那样交通不便的山沟里。要等汽车就不可能“即时赶回”。第二天一早二十多个人背上简单的行李,分别从自己劳动居住的村寨出发向镇远赶路,冒着严寒走了近百里路(有的同志更远一些)到镇远住宿。第二天又挤坐在一辆大卡车上。于夜晚九点钟在大雪纷飞中到达贵阳。彼此开玩笑说：我们演了一场《风雪夜归人》。     

特别的贵阳特别的Lee

正贵阳的天空总是飘着小雨,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又从秋到冬,循环往复,仿佛大地就是一个口渴的孩子,要不停地给予滋润。丝丝缕缕,如梦如诗,偶有大雨磅礴,到底不是这座雨城的主流。贵阳得名于其境内的贵山之南,可它似乎与另一个注解更配:在这里,太阳很珍贵,所以贵阳。难得的一个响晴,贵阳真的成了天之骄子。贵阳的蓝天蓝得让人迷醉,那是如蓝宝石一般深邃而纯净、宽广而亲切的蓝,像母亲的怀抱一样将贵阳城轻轻护佑,     

贵阳印象

<正>来了,去了,又来了。贵阳与我若即若离。那是一个阴冷的黄昏,我到了贵阳。我是从上海出发,在重庆下船,就随汽车在凉风垭公路上吃力地盘旋。山连着山,一座一座,峰峦俨如威仪棣棣的屏障,乳白色瘴雾在山腰静静低徊,蓝天呢,深邃又缥缈。这对在海边出生长大的我是开眼界的。     

燕子李三访问记

【北平讯】“燕子李三”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有时于新闻纸上,偶然见到他的大名,又在原有头衔之上,冠以“飞贼”两字,顾名思义,“燕子李三”实在是一个很有声名的巨贼了。     

滕县战役一位“被牺牲”士兵的回忆

我时常在想．历史来自哪里？亲历者的回忆．知情者的记述,让事件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却也可能因为遗漏、因为回避而语焉不详。有时很“幸运”,历史的旁证甚多,报道、档案拨云见日般涌现出来,可能抹净化过妆的面孔,却也可能为其罩上又一层面纱。无论如何,历史不能画地为牢,历史需要去细读。     

我的知青生活

39年前,我还是贵阳十六中的一名初中生。1968年10月5日,贵阳首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威宁、平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也是其中一员。其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这批知青下乡两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2月才发表,所以这批青年的“革命性”和“狂热性”由此可见一斑。首批知青均来自各个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