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方志性质定义的新表述

<正>我一直认为方志的性质是“资料性著述”,写过一篇名为《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载《方志天地》1989年第4期)的文章。我虽然简洁地称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但也认为,要给地方志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定义,还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些限定词,来进一步说明资料性著述。在《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载《方志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里,我把方志性质     

中国国家志编纂的时机与条件

<正> 笔者在《试论地方志理论的创新》(载《黑龙江史志》2002年第3期)一文中,谈到编纂中国国家志的问题。又在《中国国家志编纂的伟大意义》(载《黑龙江史志》2003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编纂中国国家志的巨大现     

再谈特载、专记与大事纪略

<正>笔者曾在《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4期上发表了《特载、专记与大事纪略》一文,反对志书使用“特载和专记”,得到志坛有些新朋老友的赞许,《新疆地     

续志增强与前志联系的办法

<正>何保华在《续志纲目刍议》一文（载《浙江方志》2002年第1-2期）中谈及续志增强与前志联系的9种办法:     

试说方志的本质

<正>方志界对于方志是什么即方志的性质问题进行过并还在进行热烈的研讨,提出了几十种不同的说法。笔者也参与了研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见《黑龙江史志》2005年第4期《我对方志性质定义的新表述》)。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即方志的本质问题, 方志界却很少研究。笔者所见到的研究方志本质问题的专文仅有李玉成所写《方志的本质》(载《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1期),韩章训所写《方志本体和本质论析》(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金达迈所写《方志本质论》(载《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度学术年会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试说新出现的胡国方鼎

<正>2013年的夏天,我曾看到一件■(胡)应姬鼎的照片、拓本,其铭文记述胡国妇女应姬在周昭王伐楚时见王的事迹,颇有研究价值,于是写了一篇小文《胡应姬鼎试释》,己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发表。最近我想到,这两年新出现的胡国青铜器,还有一件周初的方     

明初全国户口总数并非“丁”数——与王其榘先生商榷

<正> 王其榘先生《明初全国人口考》一文(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人口考》)再次提出了明初人口在1亿以上的论点,并且具体论证了其主要依据——洪武二十四年的5677万口为“丁”,未包括妇女在内。拜读以后,感到王先生的全部论     

《王稚登撰<龙柏亭记>碑考录》辩正

《王稚登撰<龙柏亭记>碑考录》一文(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下简称《考录》),对吴县阳山《龙柏亭记》碑的发现始末,碑文撰者王稚登的乡贯、出身及碑文所记明代万历乙巳年间吴中旱灾的史实均作了十分详细的考核。编者也认为:《考录》“披露了些许新材料。”(见该期“石刻研究”专栏《编后记》)。 《考录》一文,抑或是作者疏忽,持论多有误,略作辨正于下:     

玄秘塔碑三考

路远认为“《玄秘塔碑》原立于唐长安兴宁坊安国寺”(路远《北宋时期碑林藏石考述》,载《文博》1996年第6期)     

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硬币对一战后德国历史的反映

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硬币对一战后德国历史的反映傅惟慈我在《德国１９２３年通货膨胀时期硬币》（载《中国钱币》１９９６年第４期）一文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严峻的经济形势、恶性通货膨胀及德国纸马克急剧贬值后的实际价值作了一些介绍。但由于材料所限,对通货膨胀...     

重轮钱制起源新说

郑家相先生早年在《泉币》第10期《五铢重轮》文中,介绍了一枚东晋时期的重轮五铢钱。1998年《钱币研究》第1期报道,陈国友发现一枚东汉时期的重轮五铢钱;1999年同刊第10期载,王泰初（《渭南出土五铢钱》）也发现一枚东汉重轮五铢钱;1999年《收藏》杂志社主编的民间收藏系列丛书《钱币收藏》中,又介绍一枚西汉重轮五铢钱。至此,泉界关于“重轮之制,创自新莽,首见大泉,继见货泉”的观点,受到西汉重轮五铢钱实物的挑战。     

留存信史 接力前行

<正>我与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世纪》杂志结缘,始于1999年7月,是年《世纪》第4期刊登我《毛泽东王芸生关于“另起炉灶”的对话》一文。这些年来,我在《世纪》发表30余篇文章,自2008年4月退休至今又担任《世纪》特约编审。若问我为什么钟爱《世纪》？我的回答是：《世纪》留下了信史。限于篇幅,暂且记述以下几件事吧。     

关于莫祥芝所刊书籍

胡晓东同志《莫祥芝及所刊顾观光<武陵山人遗书>》(载《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四期)提到于清光绪癸未年(1883)刊行的《武陵山人遗书》“是我们目前唯一所能见到的莫祥芝所刊行的一部著作。”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莫祥芝至少还刊有四种书籍,现罗列于次。 (一)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宋张詠撰清光绪八年(1882)莫祥芝仿宋刊本。     

来函照登

来函照登《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贵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我的“评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一文,有一个注说到：彼得·佛拉第米洛夫《延安日记》载,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２日,毛泽东等人在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佛拉第米洛夫谈话时曾提出这种要求：...     

读者来信

<正>近日,我在下乡途中,到一处村级农家书屋,见到几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正在认真阅读《文史博览》2010年第六期所编发的《三八线: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底线》一文,爱不释手,都围着我深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省粮食总局“1947”粮草票证

<正>前时整理旧藏纸币,见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省粮食总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粮草票证,有柴草票、马草票、马料票、秋粮饭票。解放战争时期的粮草票证,仅见《中国钱币》2014年第6期刊载李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粮食总局粮草票证发行情况探析》研究文章,所藏票证,恰是李文未载。现介绍于下供研究。徐州1948年12月1日解放,1949年春天一个周日上午,在淮海路济众桥见废黄河中一打渔人正撒网打鱼。一网下去,网内无鱼,有一深绿色小包袱,拖至岸边打开包袱,里面全是小纸片,渔     

《史集》“京兆府”正误

<正> 拉施特《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第1版)叙述忽必烈所建立的十二行省时谓:“第十一,京兆府省,为唐兀惕地区的[一座]城。”(P.333)又同卷《铁穆耳合罕纪》也载:“唐兀惕     

《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商兑

读了《标点本<资泊通鉴>校读札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以下简称《札记》)一文,觉得其中有二则札记所论有欠妥之处,兹略申己见,以供进一步讨论.一、关于 《通鉴》两次“初定租庸调法”的记事,《札记》认为:“众多史料清楚地说明了武德二年仅颁布了租调法而不是租庸调法”,“《新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是不准确的,《通鉴》作者在取材时没有详考,从而出现了两次‘初定租庸调法’.”我觉得下这个结论过于匆忙.其实,唐武德二年颁布的赋税力役制度究竟包含哪几个部分的内容,迄今仍未有定论,原因在于包括《通鉴》在内的几部史籍的记载互有异同,殊难确定.《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云:“(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但不载其具体内容.     

国家志不宜取名一统志

将来要编纂的中国国家志取个什么名称,有多种意见,有叫“中华总志”的,有叫“中国通志”的。大多数意见认为应取名“一统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统志》(山鹰主编《邵长兴方志文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中华一统志》(范同寿：《时代呼唤的文化工程》,载《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中国一统志》(苏长春：《关于编纂国家志的构想》,载《黑龙江史志》2004年第6期)。我认为这都是不妥当的。     

试论地方志理论的创新

<正>笔者曾在《应重视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一文（载《方志研究》1987年第5期）中,谈及方志学的应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辩证关系,认为应用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而基础理论研究可探寻方志事物深层的隐秘和根本的规律,开拓应用研究的视野,对应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