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

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村的状况如何,从根本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本文认为,近代百年,中国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文章从宏观上探讨了乡村危机的表现、乡村危机产生的原因、乡村危机的主要特征等问题,以求对乡村危机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农业革命及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英国农业自16世纪始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农业生产增长明显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稳步提高,直接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使英国率先摆脱了传统社会周期性生存危机的困扰,孕育了近代乡村工业,为乡村人口流动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动力,在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

乡村危机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爆发的具有意外性、聚集性、破坏性和紧迫性的危机.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它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衰退危机,其“发展危机”的特性十分突出.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城乡背离化”发展所导致的乡村危机,与传统社会以土地或财富集中而形成的“两极分化”全然不同,整体上呈现“普遍贫困化”的态势.20世纪30年代,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城乡背离化”趋势的负效应累积已达极点,加之其他因素的推助,乡村危机猝然爆发,且愈演愈烈.     

乡村振兴战略认同及其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中央统揽"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但是振兴乡村战略只有得到广大农民群体的认同,才能激发他们建设乡村的精神动力和参与行为。影响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认同的因素中,既有认同主体自身因素,又有认同客体、社会传播和外部结构性制约,其中社会传播是影响农民认同的最关键因素。因此,重构农民群体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同,既要通过大众媒体和理论宣讲等外部传播,又要推动其在乡村社会的内生传播,并优化乡村振兴战略传播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

"龙脉"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之一,其对农民心理及集体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龙脉"信仰的边缘性及其对农民集体行动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主流文化与"龙脉"文化的冲突中,基层政府角色十分尴尬:既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却又难以抵御包括"龙脉"信仰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的影响。故调整国家文化战略、构建包容性的文化标志,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非农化”趋向与乡村危机的另一面相——基于《退想斋日记》(稿本)的一个学术思考

《退想斋日记》详尽地记述了乡村“非农经营”情状,也大量描述了乡村危机的情势。一方面,“非农化”趋向并非20世纪30年代特出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该地方经济衰败、民生困窘,也是一个持续演进的长期态势。“非农化”稳定发展的态势与乡村危机相伴而生且相互关联,成为晋中地域乡村社会演进的重要特征。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即深入揭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从中国社会或经济内在结构中求得其规律性认知。     

毛泽东梁漱溟农民问题理论比较研究

毛泽东梁漱溟农民问题理论比较研究李中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创立了系统的农民问题理论。与之同时代的思想家梁漱溟也以乡村建设理论，对现代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了乡村建...     

乡村文化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塑形”与“铸魂”的内在统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乡土文化的主体与载体的流失与缺失、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在秩序上的冲击,使得乡土文化呈现出衰弱和断层的现状。共同富裕新征程中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迫在眉睫,振兴乡村文化,要理清楚文化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以文铸魂、以文兴业、以文促治等手段,恢复乡村文化的造血功能,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城市与德国农民战争

仅从“乡村“或“农民“的角度认识德国农民战争是很不全面的,城市与德国农民有密切联系,或者说,德国农民战争有鲜明的城市特征.16世纪初,德意志很多城市在宗教改革和农民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市民运动,它们与农民运动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普通市民构成德国农民战争中一支重要革命力量.同时,市民斗争也有自己的特点.城市与德国农民战争的密切联系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城乡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某些城市当局出于城市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农民战争采取了不同于封建诸侯及领主的对策.     

书讯

正回到土地(当代批评)俞孔坚著,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出版,定价:48元。中国正处于重建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着因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而带来的生存危机,全球化和社会文化转型中的民族身份危机和与之伴随的草根信仰危机,俞孔坚分别从城市、田园和遗产三个层面论述他的景观理想"回到土地",并提出了引起热议的"反规划"理论,提倡"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强调"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并对所谓"新农村"建设保持警惕,认为有可能破坏农村     

“底层”文学初长成——论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的崛起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市场经济的繁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格局逐渐形成,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关于描写处于"交叉地带"的新时期农民以及进城务工、城市下岗失业者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如今,底层文学俨然成为了新世纪文坛的一颗"文学新星",呈现出其强大生命力以及繁盛气象。     

近10年来宋代农民生活状况研究综述

随着对宋代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乡村社会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对构成宋代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的研究,逐渐突破了传统视角中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土地制度等内容为重的现象,而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社会生活,以及观念,行为,生存状况等多方面,力图还原宋代农民真实的生活场景。鉴于此,本文就对近十年来宋代农民生活状态的研究作一个综述。     

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

以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对根据地的土地关系、阶级结构和乡村社会生活等几个方面的影响的考查,来反映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减租减息促使土地向中、贫农手中分散;阶级结构呈现出由两极向中间流入的态势;乡村社会生活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生活逐渐改善,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种变迁不仅为根据地的存在和继续扩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走向。     

值得一读的《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

由湖南师范大学刘景华教授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 0 0 0年出版的《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一书分上、下两篇 ,共 9章 2 9节。上篇以“城市与西欧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之关系研究”为题 ,把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 ,全方位地探讨城市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城市在社会经济中的定位和变化 ,城市自身的危机和转型等。作者通过对城市与乡村主要是周围农村的关系的研究 ,得出结论 :城市必须依靠农村经济的支持 ,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 ;但城市必须尽快摆脱封建农村的束缚 ,才能走向独立与繁荣。作者还指出 ,自 1 5世纪起城市人口、…     

中国乡村旅游驱动力因子及其系统优化研究

我国乡村旅游系统主要由城市居民、农民、旅游业、政府4个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在乡村旅游中的基本诉求,形成了乡村旅游的需求动力、供给动力、营销动力和扶持动力,构成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动力系统。文章通过对乡村旅游动力系统中8个驱动因子的分析,认为各个驱动因子间存在一定的摩擦,影响系统效能的发挥,并给出了相应的系统优化建议。     

城市在促进东北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少数民族城市化是指少数民族从传统的乡村社会转化为城市社会的过程,也是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相互交融互动、全面整合和共同发展的过程。历史上东北地区城市是区域经济文化联系的“点“和“线“的结合处,是中原汉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中心点。城市空间布局与城市文化进程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对形成和巩固区域民族共同体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又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     

近代华北乡村市场中的包税制——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作为买卖双方的中介机构,牙行在乡村市场自古有之,而到了近代,政府为满足自身攫取资源的需要,采用了包税制度,这种制度与乡村市场传统的抽用体系产生矛盾,使得维持村庄组织运行与乡地制度的基本保障与必要成本从根基上造成破坏,引发了乡村社会的多重危机。     

民国时期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危机日益严重。各党各派纷纷提出解决农村危机的主张和方案。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以建立民团为中心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的治理模式颇具特色,为当时国内外人士瞩目和赞许。关于新桂系治理乡村活动,还没有专文深入研究,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只作简单的政治定性结论,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符合实际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及其效应,揭示其实质,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国时期地方政权治理乡村和乡村社会演变的轨迹,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乡村文化渐失如何继续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乡村文化却正离我们远去,这不仅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那么,如何留住当下渐渐遗失的乡村文化资源？笔者认为,当文化在城市根深叶茂、丰富多样时,我们应更多地关注文化在乡村渐失的问题,挖掘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探索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使乡村文化大餐在新农村建设中愉悦广袤的农村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