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离村与近代中国社会

在近代中国,随着农村经济的衰落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农民离村问题日益严重。农民离村的根源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对农村自然经济的打击、封建统治对农民的榨取以及天灾人祸对农民的侵害。农民离村冲击了农村经济,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并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农民离村对近代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从保人制度看近代青岛对乡村移民的管理

除正式的城市公共管理制度之外,贯穿于各项管理规则之中的保人制度成为近代青岛管理乡村移民的重要手段。近代城乡流动相当自由,但有关保人的制度规定,对进城的移民们形成支持与排斥力量,一方面,寻求保人是移民在青岛求职、租凭、借贷、经商的基本制约条件,是移民在青岛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当进城农民陷于游民状态或违反城市法规时,保人资源的缺乏会使他们成为城市管理中优先遣返的对象。保人制度显示出传统民间管理方式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它在城市管理中的普泛性反映并强化了传统农村关系网络在城市的迁移或复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移民进入及至融入城市生活中。*     

近代中国士绅地位变化初探

士绅作为一个阶层以及因此而来的士绅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既是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也是传统在近代的捍卫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士绅地位跌宕起伏,但总体上来说是逐步呈衰弱之势,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其地位衰弱的原因颇多,一方面国外势力的进入致使中国财产的大量外流,而这负担直接加之于农民身上,致使传统士绅因不能履行保护农民固有的职责逐渐被农民所抛弃而趋于衰弱。一方面近代化的深入使深具传统特征的士绅不得不由中心地位走向边缘化,最后消失于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国士绅地位的逐步丧失,中国广大农村也越来越贫、糟、乱。这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前的现状,它为中共打入农村内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

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一些思考,对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近代重庆发展的原因与特点等方面的问题作过一些探索,有一些初步看法。现将这些思考与看法提出,谨向读者们求教。     

近代广西城市发展对周边农村经济结构的影响

中法战争后,广西龙州、梧州、南宁先后开放。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始,近代广西城市发展也拉开了序幕,客观上使广西部分城市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出现了城市近代化发展的迹象,城市的发展呈辐射状地影响到周边农村广大地区,引起了周边农村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结构、技术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变化。     

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

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戴鞍钢近年来，城市史研究方兴未艾，但联系周围农村变化来考察近代城市发展的论著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城市的发育成长，都离不开周围农村的辅助支撑；反之，城市的发展，也给周围农村以深刻的影响，忽略任何一个方面，...     

西学东渐与近代农村社会变化

西方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近代中国农民对西学的接收与否是根据自身需求而定,既有满足其解脱苦难的心理一面,又有维护传统化对西学强烈抵制的一面。在西学深入农村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社会生活也逐渐向近代化转变。     

试论近代广西教会医院

传教士在广西开办医院,根本目的是为传教服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超出了宗教的范围,甚至与之相背离,对广西近代卫生事业与民众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动广西近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变化和多元化发展,引进与不断更新先进医疗器械、技术、制度,缓解缺医少药现状与减轻民众疾病痛苦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代中国对农业私人投资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要完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就必须对农业进行投资,而且是投资于现代生产要素的引进。在私人投资方面,农业的自我投资依赖于农业剩余的供给,而近代中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却剥夺了大量的农业剩余,造成农业自有资金的枯竭。在农民变得越来越贫困的同时,投资的重任转移到地主身上。可是,与非农业部门相比,较低的农业投资收益率对投资者毫无吸引力。与此相反,农村资金却大量流向了城市,造成了城市的泡沫繁荣。     

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

市场机制在近代东北地区农村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权力通过市场逐步获取资源的过程。在由权力掌控的市场机制中,资源不等量地进行传递。市场机制中资源的流动,不但造成资源流出地区生态系统的恶化,也造成了该地农民的贫困化。权力不但使东北农村与外界市场间通过资源的传递实现了贫困的传递,也使近代东北农业因资源匮乏而不能通过引进近代技术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     

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一

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一史建云租佃制度贯穿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生产关系之一。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于这一背景中的租佃制度是否有变化,有什么特点,对研究近代农村经济,特别是近代农村的...     

近代安徽畜牧经济的市场化发展

在近代,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发展,安徽地区的畜牧经济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家禽、牲畜饲养的兴盛,二是畜牧品加工业的发展,三是畜牧交易市场的发达。畜牧业已成为近代安徽地区农民家庭普遍经营的一项重要副业,不仅在当地的农村经济结构中占据着一定的比重,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农民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他们藉以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市场机制的牵引下,近代安徽畜牧经济的发展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畜牧业的专业化经营、雇佣现象的出现以及租赁关系的发达等等,这些现象说明近代安徽畜牧经济的发展已不再囿于传统的自然经济范畴,而是开始走向市场,呈现出显著的商品化生产特征了。     

论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农民的认识

在1938年前,陈独秀对近代农民作用的认识的总体思想趋势经历了一个由否定而肯定的转变过程,但他的肯定是留有余地的,他将农民的作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之所以如此,坚守十月革命的城市道路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他对农民的缺点始终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他认识近代中国农民的思想主线.为克服农民的缺点,他一方面主张以解除农民痛苦、改善农民生活作为他们参加抗战的前提,另一方面主张联合中小农民或称参加劳动的"贫农",坚决地反对富农和游民无产阶级.这些观点构成了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托派思想基础.但他对农民缺点的正视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异军突起 ,大有成为显学之势。究其原因 ,主要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历史渊源做出科学的说明。因此 ,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不仅受到历史学者的高度重视 ,也引发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的浓厚兴趣。特别是 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兴起后 ,更加注重下层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 ,这为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 80年代以来 ,有关研究可称繁富。据不完全统计 ,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著…     

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

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会处的甘肃、宁夏、青海是一个农业、牧业和农牧交错的地区,又是一个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由于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农村市场的构成也不同,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以集市贸易为主,而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则利用寺院会集进行贸易,庙会、花儿会作为农村市场的补充形式而存在。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在市场构成、专业市场的形成等方面,既有全国农村市场的共性,也有西北区域市场的特性。晚清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衰退。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种植,导致了西北农村市场畸形发展,出现了专门的鸦片市场。这些现象直到解放前夕也没有多大改观。     

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

<正>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冲击—反应”理论带来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既定认知，曾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史学近代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在传统史学中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史学的研究主体（学者），还是研究客体（内容），中国都处在中心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主体，即使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浸润，持有中国本位的立场，与生俱来地拥有中学眼光；作为研究客体，则主要是在西学参照下，从中国传统史学中选择出来的先进因素，构成学术的新知和方法。中西古今之间的对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     

近代中国学人视野中的亚当·斯密和马克思

在西学东渐和追求国家富强的过程中,亚当· 斯密和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并对近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二者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承继性和一致性、差异性及其原因,两者背后的道路选择等方面进行解读和探讨.近代学人的这种书写,既是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翻译和研究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学界对两者代表的路径所涉及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清末城市自治思想及其对近代城市发展的影响

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发现城市自治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结构后,自觉地将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争取城市自治之上。清末地方自治的实践主要侧重于城市进行,使城市自治运动实质上成为地方自治运动的主体。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由此初露端倪,并且成为近代城市在政治层面发展的主线,影响着近代城市的发展走向。城市自治思想使近代城市的发展具有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     

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兼与王文昌同志商榷

农民离村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中国近代的农民离村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英、美等国的农民离村既解决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促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同时也促进了农村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中国近代农民离村却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应该引起学术界重视。王文昌同志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发表《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读后深受启发,作者对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的特点、影响等方面的分析,笔者完全赞成,但对农民离村原因的探讨,似有可以讨论之处,特撰文向王文昌同志请教。一王文指出:…     

城市空间扩展视野下的近代上海河浜资源利用与环境问题

本文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首发之地——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以开埠后租界城市空间扩展的微观过程为视角,系统探讨其河浜资源利用与相关环境变迁的内在机制与驱动力,并对深层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从城市建立的初期开始,租界工部局就仅出于实用目的对自然河浜的排水功能加以利用,以私人化的地产分布、地产开发需求以及马路的拓建规划为基本导向,对河浜进行无序填没和管道化改造,而忽略了方格状感潮河网的环境脆弱性以及河浜除排水以外的其他生态功能。这种受城市空间扩展自然驱动的河浜利用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河浜形态破碎与功能紊乱,成为近代以来上海地区黑臭河道不断产生的主要原因。其制度根源主要在于:租界直接承袭了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改造理念,并受到自治市制度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