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的标准与建设思路

我简单说一点我对四中全会的感受。第一个感受是中央愿意听学者的意见。有一天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局长打电话来,说想采访采访我,问问我的意见。结果法制局四家都来了,其中有军委法制局。当时谈的主题是立法,我谈了一些意见,包括请中央注意的问题,不要犯错误。但很遗憾,最后没有采纳。     

康德哲学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康德在近代哲学史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以前的哲学皆流向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哲学的地位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原理”和“实践观点”就直接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启示,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意义更应给予重视。     

法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仍要持续推进.新时期的国家治理与传统的国家治理相比,有些新的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是建设法治国家,为此目的,我国要积极运用制度和法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全球化、大数据时代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还关系到中国的国际法治实践.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法...     

三十年来的法治进程及启示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30年,弹指一挥间。现在,对既往的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进行系统回顾总结,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改革开放推向更高层次,具有重大意义。30年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要内容的法治建设,进展明显、成果丰硕,认真总结梳理,进一步探寻法治建设规律,以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法治建设新局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转轨的需要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定》,可以从中国政治转轨的角度去解读。对于中国来说,《决定》不仅是中共90余年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依法治国,也是执政65年第一次从有效执政的角度着力推进依法治国,这与中国政治处境的结构性变化具有密切关系。     

对法治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两件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有过多次曲折反复,其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许多事件,对法治的走向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影响特别重大的事件,当属一反一正的两件大事:一是1958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二是中共中央1979年发布的64号文件。前者,对中国法治建设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后者,则是拨乱反正的指导性文件。在学习、贯彻四中全会《决定》之际,回顾一下这两件大事,不无现实意义。     

我国法治文明建设对人文精神的考问

本文通过深刻剖析中西方不同社会背景之下法治思想发展的历史,提炼出法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精髓,采取批判、借鉴的态度,作为现阶段我国法治文明建设的参考资源,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指出现阶段我国法治建设中人文精神缺失的症结,探讨新阶段、新形势下如何让法治文明建设遍地盛开人文精神之花。     

传统法治文化对当前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之启发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几千年国家治理的智慧结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也存在自诞生之初就无法克服的不足之处,如强调人治、维护宗法、重刑轻民等。但是,传统法治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吸收改进的有益之处,尤其在教民、治吏与息诉这三点上,对当前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结合包括福建本地的一些法治实例,阐述传统法治文化的特点和不足,以"从严治吏"为重点,对如何更好的建设地方法治政府提出几点个人思考和建议。     

论我国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完善

新农村法治建设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又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支撑和保障。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新农村法治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新农村法治建设应从加强新农村立法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等方面着手,综合推进。     

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与法制传统的冲突问题

分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其根源于中国法制传统中固有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的综合体在发挥非制度性的消极影响。这些影响与现代法治建设之间产生了人治传统与法治精神之间的冲突、法制的传统道德与法治建设中的法律冲突、革命传统与法治的保守精神相冲突、传统的恶法意识与法治建设的良法要求相冲突、统治工具论法观念与公平正义法观念之间的冲突等。理清这些冲突并寻求解决冲突的良策,是推进法治建设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论我国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完善

新农村法治建设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又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支撑和保障。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新农村法治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新农村法治建设应从加强新农村立法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等方面着手,综合推进。     

我国法治之路的政党维度

清末以来我国法治之路的历史回顾从戊戌变法提出宪政问题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为建立法治国家而努力,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情况怎么样?成就和进步不能说没有,但总的情况不容乐观,这突出表现在我国法律的至上     

法治：建国路上的两难选择

一个以马列主义为信仰、指导、目标的政党,其践行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必然接着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政党的纲领,即马列主义的目标最终是解放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而在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就不可能再迂回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何况还有了俄国革命成功的榜样,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当然的选择。     

新文化运动对当前文化建设的启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更新运动,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时过境迁,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建设工作中,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即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史实结合当前文化建设的现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因而处于首要地位;和谐社会要求必须是和谐法治,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法治自身的和谐提出了价值目标和要求,也提供了必备条件;法治的价值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实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构建和谐社会对推进法治建设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围绕＂和谐社会——和谐法治——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为思路,阐述了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程序正义与中国法治建设

在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法治被看作是法制现代化标准的基本变相,从国家"依法治国"提出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索法制建设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人治思想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使得法治之路犹为艰难,如何进行中国的法制建设成为当前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应打破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注重程序,以程序正义推动民主、法制建设.     

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建设法治国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是制定普通法律的基础和依据,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根本保障。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新疆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新疆建设的行动指南、根本遵循和理论引领。法治新疆建设必须坚持以最广泛地凝聚人心为战略根本,从中国式现代化使命任务的战略上谋划新疆长治久安的法治。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法律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健全和落实行政法规体系与执法责任制,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反恐维稳法治体系,提高遏制和打击敌对势力干扰破坏新疆和谐稳定的法治能力,聚焦国家总体安全观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强涉外高素质国际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厚培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法治基础。发挥“关键少数”在全面推进法治新疆建设重大决策部署中的关键作用,统筹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与依纪治疆,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更为巩固。     

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在建设法治国家中处于核心地位 ,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 ,是制定普通法律的基础和依据 ,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