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与民国时期贵州教育的师资来源

清代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由于新学兴起,黔省师资需求骤增。贵阳创办了公立师范学堂,自此师范教育在黔省逐渐兴起,师范教育培养的师资也逐渐成为贵州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但在师范学堂创办之初,还没有毕业生及后只有少量毕业生时,贵州各中等实业学堂、普通中学堂、小学堂及师范学堂和法政专门学堂等,师资来源。主要有五个部分: 1、聘请外国籍教员任教。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贵州武备学堂为培养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军队人才,聘请日本人     

爱国报人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原名史家修,江宁县湖熟镇杨板桥村人。他幼读私塾,刻苦攻读,曾考中秀才。后因受戊戌变法思想影响,放弃科举求学的途径,学习日语及自然科学,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致力于教育事业,任上海育才学堂理化教员,后又在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他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堂,开我国女子科技教育之先河,时年仅24岁。此后他又陆续创办20余家企业,受到上海工商界和教育界的重视。     

状元墨宝

我友贾文宁 ,出身于贵阳教育世家。其曾祖聘三先生 ,是清末贵阳的名人雅士。聘三先生喜爱诗文书画 ,与之交游者大都是文人画士、社会名流。聘三之子一民先生 ,曾参加过清末戊戌科举 ,是贵州的“孝廉方正”（举人）。一民先生后投身教育事业 ,与凌秋鹗、黄干夫等人创办“达德学堂” ,为贵州的新式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文宁的外公蔡岳（字衡武） ,是贵州的实业家 ,对推动贵州的辛亥革命功勋卓著。辛亥革命成功后 ,衡武先生曾任“大汉贵州军政府”首任财政部长 ,对当时的军政界及商界颇具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衡武先生曾提携过黄齐生先生 ,资助…     

首创“德、智、体、美、劳”教育方针的尹笃生

<正>1902年春天,贵阳士绅李端棻（苾园）、于德楷（仲芳）、乐嘉藻（采澄）、李裕增（福田,旗人）四人出于“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的目的,在贵阳次南门外,利用雪涯洞、丁文诚公祠、黔军昭忠祠、来仙阁等一片老建筑群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自1905年起,     

我国早期植物学家、园艺学家、教育家万勉之

万勉之,贵州省贵阳市人,老同盟会员,贵阳第一批赴日留学生,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先后任贵大农林学堂教务长、贵州农事试验场场长、北京高等师范农政专门学校、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大学、东北农林专科学校教授,赤水省立一中、遵义师范学校校长。晚年回贵阳任农业改进所秘书、技正、留守主任、接办敬之植物园、贵州农工学院园艺系主任兼园艺试验场场长等。主要著述有《花卉园艺学》、《花卉园艺》、《黔中草木一斑》等。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原因再探

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实际上,清廷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并非缘于科举的积弊难返,其预设的基本前提是,"泰西诸国"没有科举制度,而是通过学校培养人才;中国欲通过仿效西方走上富强之路,便必须废除科举以发展学堂。在科举与学堂之争中,二者之所以会被相提并论,是由于科举选拔功能的混淆及学堂教育功能的偏失,由此造成科举与学堂在功能方面的严重重叠和冲突。对于科举与学堂,官方与民间的态度出现分歧,致使清廷最终采取废除科举的方式,转移社会的重心所趋。     

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

晚清浙江省瑞安县士人林骏的日记记录了一个普通地方士子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表明科举之废、学堂之兴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这种水到渠成与其在较长时段内引发的“深远”震荡不可混为一谈,却也并不矛盾.某些地方士子对科举由原初的“热心”到后来视停废为理所当然,对学堂由希望转为失望,这一看似前后抵牾的表现或可以从他们对旧制与旧学的不同态度中找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答案.     

悼念贵阳清华中学校长唐宝鑫

1939年夏,我与唐宝鑫校长在贵阳相识。听说他正会同王万福、宋世英、徐步墀、索天章、李振麟、赵永昌、冀吉甫等8位清华大学校友,在曾任北京清华学堂老校长、时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周诏春的带领下,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中,创办贵阳私立清华中学(简称“贵阳清华中学”),显示了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子不愿留在     

严修改革贵阳学古书院

贵阳近代教育的萌芽和发展,清末明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严修改革学古书院,成立贵阳经世学堂,具有开创性的功劳。严修字范荪,天津人,进士出身。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八月,奉委任贵州提督学政。当时,教育主要是书院制。在贵阳,有贵山、正习(此时已改为学古)、正本三大书院,闻名全省。书院的教学,以八股文、试帖诗为主要课程,所造就的人才不出科举应试一途,对近代新学绝少涉及。严修督学贵州后,对贵州各府的教育进行了调查了解。他通过对上游地区(清代及民国初年,将贵州所辖地域分为上游、下游两大片。上游包括贵阳、遵义、安顺、兴义、…     

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革复杂而曲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之举,延续庚子前后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在政务处初期的讨论中,诸臣对开馆意见参差,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后终因瞿鸿机、荣庆等中枢要人极力推动而得以实现。开进士馆是翰林院及新进士培养与任用层面的重要改革,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关键步骤,既与辛丑科举考试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涵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     

解放前清镇县办学概述

清镇县文化教育起步较早,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就设卫学于威清卫。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改卫为县,始为县学。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知县杨以增捐资于城东创建凤梧书院。光绪一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八月,清廷颁发《停办科举改兴学校谕》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当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自此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清镇县先后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繁多。根据清廷“停办科举改兴学校输”的精神,于光绪三十三年,知县李家兰以凤梧书院…     

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1905年清廷诏罢科举,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大重要转折.相关史实表明,戊戌(1898年)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科举改章措施,虽因政变而曲折反复,但确已在各类科举考试中得到贯彻,不同阶段改革程度虽有变化,却进展缓慢,利弊与前景也众说纷纭.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在壬寅(1902年)后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最终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因此,随着学堂发展不断暴露出问题,被清廷强制终结的科举,便不断产生翻案纠纷.     

清末河南学校的教员管理

清代共经历了267年(1644～1911年),光绪30年以前的河南教育,只有科举与学校两大内容,而学校的设施,也只限于儒学、书院、社学和义学等项目。晚清时期,特别是清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校,教育的发展变化很大,河南的各级各类学堂纷纷兴起,这是新旧教育的交替时期,也是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转折点。学校的管理也相应受到重视。现分别从教员的聘任、培养和师资的管理等方面对清末河南的教员管理情况略加阐述。     

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

科举制是古代中国之抡才制度,而新式学堂体制则是近代育才制度,两者在性质及功能上存在很大差异。清季科举制废除前后实行的学堂奖励出身制,将传统科举制之抡才制度与近代学堂之育才制度简单地作了错位嫁接。它实际上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之延续,滋生并助长了“以学干禄”风气,强化了“官学一体化”格局,故受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本文在考察清季学堂奖励出身之制度设计与具体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分析科举与学堂在性质及功能上的差异,揭示“学堂与仕进混合”、“抡才与育才并一”之制度设计的内在冲突,进而说明从传统科名奖励制经过学堂奖励出身制之过渡,而转向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复杂性与必然性。     

刘书年与《刘贵阳遗稿》

刘书年(1811-1861),字仙石(竹史、有云),自号秋冶子,以字传,河北沧州献县人,斋号涤滥轩,以之为文词集作之名《涤滥轩诗钞》.刘书年“内行纯笃,才艺丰多”:清代著名诗人,工长短句,类南宋;经学家,笃守诸大儒之道;书法家,工楷书.咸丰三年入黔,知安顺府,后调贵阳知府,世称“刘贵阳”.“交游简贵”,官贵阳时,与黄彭年、莫友芝、郑珍等黔南大儒相友善,探讨学术.刘书年以文士治兵,善办团练,官黔七年,正是黔中苗民构难之时,黔地各州县苗乱此起彼伏,刘书年先后官安顺、贵阳知府,遏苗寇嚣张气焰于方张,解孤城于危卵,如桐梓贼杨凤勾结为乱,遂成燎原之势,破城、逐官、劫狱、烧寨,而历时二十多年的咸同之乱从此起.     

“多宝道人”学者王佩芬

正王佩芬(1887—1973),号梦淹,贵州贵阳人,知名学者和教授。他5岁入家塾读书,1903年考入贵州大学堂英文班,1904年考取贵阳府学生员(俗称秀才),1905年考取贵州首批公派留日官费生。到日本后,先到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学日文,期满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博物科。他的留学感受是:"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而提高     

贵阳最早的学界爱国反日史料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贵阳热心教育人士乐嘉藻(字采澄)、于德楷、李端芬、李裕增等共同捐资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于次南门外雪涯路丁宝桢祠。于任总理、乐任协理。因缺乏西学(数理化及教育学)师资,与贵州武备学堂总教习日人高山公通洽商,由他介绍该堂日教习来师范学堂任教。学堂章程规定:年招新生一期,四年卒业。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正式开学,先后聘请清宫宗亲、木藤武彦、冈山源六为教习。光绪三十年二月,日俄战争爆发,双方因互相抢夺我国辽东半岛     

最早在贵州传播马列主义的乡贤

邱醒群先生与李大钊同班同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曾受业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鼻祖何上肇先生门下。 1914年李、邱两位先生学成毕业同时归国,邱先生返回原籍贵州,在贵阳法政学堂讲授西洋政治课程,他在客观介绍西欧、美国各政治     

唐朝福建主政官员与福州治理

福建观察使的名称来自于两个最主要的辖州——福州和建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王朝设置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始见于史。大历六年(771年),开始设置权限较低的福建观察使。唐代福建的藩帅大多数是文职,对中央表现恭顺,在发展城市和交通建设、发展农业水利、科举教化、发展工商业、对外交往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贡献。     

为开创黑龙江近代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世家

光绪三十年(1904),黑龙江实行放荒开垦后,尤其是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促进了黑龙江经济发展。在全国“废科举、兴学堂”的形势影响下,黑龙江开始兴办近代教育。是年二月,程德全奉旨抵黑龙江任副都统,他在整顿诸端事物中优先办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他上奏慈禧太后设学务处,筹办学堂。同年十二月,奏请从奉天、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及清廷内阁中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