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朔义刍议

“中庸”之“中”应释为心,“庸”应释为用,“中庸”即“用中”,即记心之为用。“中庸”即儒家的“忠恕之道”,其以“诚”为前提,是个体修习得仁的方法。“中庸”既是儒家修身处事的方法,也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必由之路。儒家的“道统”之传也是以“中庸”为其内容。     

试述志书组织材料的结构形式

新志书的总体布局,可以说是以“序”开篇,以“述”接继,以“记”为经,以“志”为纬,以“传”为翼,“图”“表”随文,以“录”殿后,运用不同的体裁,将繁杂的材料进行规范化的编排。同样地具体到志书所运用的某一种体裁去组织材料时,也不能只是对经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材料进行简单堆砌,而应当也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去组织材料,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先秦时期的“圣化运动”

先秦时期的“圣化运动”,以“造圣”为中心,以人性实现为目标,以探讨天人关系为起点,中经“道化”,以实现“王化”,即道、王、神一体化。     

服务跨越发展突出作用发挥——高新区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助推现代化生态科技新城建设

近年来,贵阳国家高新区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为主线,以“建设生态科技之城,争当跨越发展先锋”为目标,结合“创先争优”、“三个建设年”、“四帮四促”等活动,努力探索建立与高新区实际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模式,奋力推动现代化生态科技新城建设。     

再谈孟子、荀子对孔子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孟子和苟子的“夷夏之辨”、“外夷内夏”、“夷夏之防”、“华夏一统”等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思想理论奠定了基调。虽然他们区分“夷”、“夏”的标准都是以“文化”为价值判断,但三人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孔子的民族观念是对西周以来民族思想的继承,主张以“仁”、“德”为区分民族差别的标准,讲究“和为贵”;孟子的民族观念继承了孔子民族思想的开放性因素,其核心是“以夏变夷”,其指向是以仁义治天下;苟子的民族观念则是以“礼乐”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也具备开放性特征,但其着眼点在“严夷夏之防”,终极目的是通过“礼乐”之教而使天下一统,直接为巩固君主集权体制服务。     

《论语·子路篇》校点两则

根据出土简帛文献,《论语》中的“即戎”当为“節戎”;根据《论语》的一贯思想和“教”、“以”的用法,《论语》中“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当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第三届中国艺术品市场高峰论坛于日前举办

2010年,99艺术网成功举办了以“亿元时代”为主题的“首届中国艺术品市场高峰论坛”;201i年,以“资本时代”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艺术品市场高峰论坛”。     

战国楚祭祷简“蒿之”、“百之”补议

本文在参考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传世文献及民俗材料,证明战国楚祭祷简中的“蒿之”当是“焚蒿以祭”;“百之”当读为“柏之”,其义为“燃柏以祭”。     

和谐社会的“孝道”文化建设

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之一是“孝”。在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制度下得以实现和维持,并服务于封建政治统治。在现代公民社会中,传统“孝文化”应该有其新的基础,新的内涵和新的保障,“孝”应从以“家庭子女责任”为中心向“社会政府责任”为中心转变。从而更好的发挥“孝文化”的作用,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服务。     

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视角下《史记》体制义例新探

以符号学“四体演进”理论探究《史记》体制义例,在以往“五体”之成说的基础上,对《史记》百三十篇先后演进的动态进程加以历时、纵向地描述剖析。在“由内容而结构,以结构为内容”这一前提下,以《史记》文本编排义例为主、“四体演进”理论为辅,用新视角作为“考古工具”,发掘文本的历史现场,将百三十篇划分为“神祇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颓废时期”这四大格,探寻序目内部的动态进程和太史公谋篇布局的深层目的。更进一步以《史记》文本反哺“四体演进”之说,为“反讽之后？”的疑虑提供《史记》答案。     

利用战国楚简校读《逸周书》札记

结合战国楚简用字习惯,提出《逸周书》字词校读意见凡八事,读《文酌》“三尼”为“三匿”,《籴匡》“钟绝”为“钟弦”,《武称》“以毁其服”为“以毁其备”,《大匡》(第十一)“总害”为“凶害”,《小开》“色不知适”为“疑不知适”,《宝典》“腾上”为“陵上”,《武顺》“均”为“训”,《武寤》“王食无疆”为“王嗣无疆”或“王祀无疆”.     

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受传统“天下观”“夷夏观”“服事观”影响,清代中越藩属关系在政治上讲求以“字小事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具有重“礼”不重“驭”的特征;经济上讲求以“厚往薄来”为准则的朝贡贸易,具有重“义”不重“利”的特征;文化上讲求以“德化四夷”为目标的文化辐射,具有重“文”不重“武”的特征;军事上讲求以“不治夷狄”为追求的军事威慑,具有重“统”不重“治”的特征。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中越传统藩属关系在与西方列强主导的条约体系的交锋中逐渐瓦解,中越分别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走上了寻求民族独立、构建近现代主权国家的道路。中越边界由传统的习惯线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边界线转变,中越关系也从传统的藩属关系向近现代国家间关系演变。     

“牡丹花”董瑶阶

20世纪上半叶,群芳争妍的汉剧舞台上曾有不少旦角演员以牡丹为其艺名,如“花牡丹”、“绿牡丹”、“新牡丹”、“玲牡丹”等,众多“牡丹”中,又以“牡丹花”为群芳之冠。     

华北伪政权的出笼及其覆灭

抗战时期,在中国沦陷地区按地域划分,主要存在过4个傀儡政权,即以长春为中心的东北伪政权——“满洲帝国”,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伪政权——“临时政府”和“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内蒙伪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伪政权——“维新政府”和“     

地、县级军事志编纂“通病”举要

当前,地（市、州、盟）、县（区）级军事志大多已进入编纂中后期,从审读和检查的志稿来看,都是以‘序言”开篇、带动全书,以“概述”接继、展观全程,以“大事记”为经、综记大事,以“各分志（篇、编）”为纬、分类详述,以“传”为翼、展示人文,以“图表”随文、穿插其中,以“附录”殿后、收录资料。体裁以“述”、“记”、“志”、“传”为主,以“图”、“表”、“录”为辅,各篇（编）横排门类,以事类篇（编）,记述方法横排竖写、逐次深入,记述事物和事件的兴衰始末。志稿体例比较规范,而且资料十分翔实,这是目前比较成功而普遍的军事志著述,应当给予肯定。通过对12部地级、28部县级军事志志稿的审读、评审和质量抽查,在地、县级军事志编纂质量中普遍存在一些“通病”,在一部志书中可能出现一二种或多种毛病,笔者将其归纳为“八大通病”。现举要如下：     

略论儒学对儒商经济伦理的构建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道德观念形成的基础,仁义和忠信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要义,却在造就华夏民族理想高尚人格与传统美德的同时,成为中国儒商经济伦理的基础理论,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儒商经济伦理以“见利思义”为核心,以“诚信”为重要表征。古今儒商在商业经营中实践儒学倡导的“据义求利”、“诚信待客”、“以德服人”、“知人善任”、“和亲一致”等道德观念,取得了巨大成功。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陈嘉庚兴学之“诚”与“毅”

100年前,陈嘉庚为集美学校立下“诚毅”校训,寄望莘莘学子“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自己则坚守以“诚信果毅”经营实业,以“赤诚毅力”爱国兴学,以“诚信公忠”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     

小学教育教学中的教师行为

新课程指出：重建学校教学管理制度是这次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几年来,学校教学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分数管理改为等级管理;以“章”为本改为以“人”为本;以“权”为本改为以“创”为本。教学活动起了深刻的变化,教师面貌焕然一新,学生摆脱了“分数”的枷锁,兴趣发展了,学习轻松了。那么,在新的教学管理制度下的教师行为又应是如何呢？笔者就此方面谈谈自己的几点浅见。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与鄞州新农村文化建设

鄞州区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龙头,以农村文化建设新模式“星光工程”为基础,以“普惠、均等、优质、领先”为目标,通过农村文化设施“三联建”、文化活动“三联动”,提升新农村文化的内涵和品牌创建,实现鄞州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向高位发展。     

以心为本:天性与良知的对话

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主要是由“敬天爱人”与“以心为本”、“利他经营”构架而成。关于“敬天爱人”在另文已有论述,本文拟就“以心为本”与“利他经营”做一阐析。“以心为本”、“利他经营”是稻盛经营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稻盛和夫在40余年的经营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加以贯彻、实行的基本原则。如果把稻盛的经营哲学比作飞行器的话,那么“敬天爱人”就相当于它的导航系统,而“以心为本”、“利他经营”则是它的推进器。在稻盛的整个经营活动当中,“敬天爱人”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目标,而“以心为本”、“利他经营”又总是能令人称奇地将其送至别人无法接近的目标。其结果使稻盛的经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跃上一个又一个的台阶,直至步入世界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