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的历史评论浅议

戴名世的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虽然蕴含有许多深刻的史学认识和历史认识,但由于戴名世论史、评史的出发点在于宣扬对明王朝的追思,宣扬狭隘的君臣之义,并据此反对清朝的统治,所以使他的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带有很强的政治和个人情感色彩,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妄加比附,已经脱离了正确的历史评论范畴而演变为极端情绪宣泄.因此,在封建专制政治下,戴名世以文字遭祸也就不难理解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戴名世论

戴名世无疑是桐城派发展史上第一个天才的作家,但他却在千古奇冤的“南山集案”中丧命。关于“南山集案”,史家有种种记载,民间有种种传说,连小说家吴敬梓也将之摄入作品,《儒林外史》中《高青邱集》即《南山集》的代称,作为禁书它简直是灾祸的象征。仅此足见戴名世及其悲剧的巨大影响。然而,多少年来,戴名世的名字似只凝铸在那血迹斑斑的“南山集案”上,而他作为一个文、论并茂的古文作家的形象,却鲜有人论及,甚至在桐城派家族里也难以找到他的位置,这就不免在其命运悲剧之上又横添一重文化悲剧。鉴于此,我则愿以此述评献给有志于了解戴名世的读者诸君。     

桐城《戴氏宗谱》之戴名世史料

戴名世是清代康熙年间名古作家,桐城派的一代宗师,因曾被难于《南山集》案,集被禁毁,史料多散佚,令后之研究扼腕痛惜。新近从桐城民间发现的《戴氏宗谱》,为了解戴名世在桐城戴族的历史地位,戴名世与方苞、张英、姚士藟的关系以及《南山集》案的影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献。     

严子陵钓台高风垂千古——宋代严子陵钓台词中的隐逸主题

严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高洁人格,以及他不含任何功利目的只求真正获得心灵自由的隐逸风范,使其垂钓之地成为中国历史上十几处钓台中最著名的一个,千百年来赢得众多文人墨客的吟咏和凭吊。而且到了宋代,在宋人"静弱"、"内敛"、"深微"的文化心理影响下,其隐逸心态都是以唯美、自由倾向为旨归,这正与严子陵的隐逸精神相契合,因而宋代有关严子陵钓台的近二十首词作,基本都是借凭吊高士严子陵来表达词人"披蓑垂钓"的隐逸情怀,从而丰富了宋词的隐逸主题。     

扑朔迷离的《南山集》案

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惊骇文坛的“《南山集》案”终于有了最终的裁决:曾以撰著《南山集》而扬名一时的戴名世,以书中“语多狂悖”获罪而被处以极刑。自然,他的著作也被禁毁。此案牵涉到三百多人,大多受到处罚,虽侥幸逃生,但人人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从此缄口不谈戴名世。 此案到底缘何而起呢? 忧庵,是戴名世48岁时给自己取的号,其缘由见《忧庵记》:“五行之乖诊入吾之膏盲,阴阳之颠倒蛊吾之志虑,元气之败坏毒吾之肺肠。”他为此“纠纷郁结、彷徨辗转”,以至病痛愁苦,“疾且益殆”。很明显,他不仅仅是为个人的落拓不遇而忧伤愁苦,…     

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戴名世生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交往密切,故研究者常将戴名世视为桐城派的开创者。但客观而论,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创建并无关涉。戴名世只是一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有着密切往来,并持有相近文学、学术观点的桐城籍学者。     

《明遗民录汇辑》出版

《明遗民录汇辑》出版明清易代之际遗民,由闻达诸侯的积极入世者而变为隐逸山水的消极遁世者,有极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其人格、其行事、其有关家国之故的诗文、其死后的墓志、祭文等,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的政治、社会及遗民这一特定和历史的社会群体,有官修正史、志...     

明代吴中文人的隐逸文化与书画创作

隐逸文化自古以来为文人提供了精神自由的可能。吴中文人之隐逸传统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明以前,吴中文人已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貌,出现了家族隐逸的趋势,文人或以学隐,或以艺隐,并兼重孝道。明代的吴中文人隐逸,或为避祸,或为自娱。虽避隐一地,仍积极参与家乡活动,影响地方士气。同时,吴中文人亦以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个人隐逸生涯。或借助隐逸图绘,以画作表现隐逸生活与隐士高节。或誊抄前代隐逸文学作品,以表现隐逸之好。     

岭南三大家与桐城派

<正>岭南之广东与江南之安徽、江苏相距千里之上。清初,交通尚不发达,舟船缓慢,人马劳顿,迁徙不便。然岭南三大家与桐城派确有交集。第一,三大家核心人物屈大均与桐城方以智、钱澄之同为明末高僧觉浪道盛的弟子,在承传和发展高僧衣钵上,有共同思想基础。第二,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与方以智、钱澄之,以及戴名世等桐城派早期作家,都是明末遗民,反清复明的心理情结又自然地相通相惜。第三,屈大均、钱澄之、汪琬、薛熙,以及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     

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戴名世兼古与历史二家于一身,本对其史的一面进行了探讨。章介绍了戴氏的史学理论,突出了其甄别资料的“论世”之说及其对良史产生与“上之所重”的关系的见解;概述了他的史学作的基本内容、艺术成就和史学贡献;分析了他对于“义”,对于“势”,对于明末农民军,对于明朝灭亡的原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以及他的民族思想,揭示了戴氏的历史观。章还将其古特色与其史学思想沟通起来,认为形成戴氏古愤世疾俗的风格的深层次原因是其民族思想。     

张英与戴名世关系考

作为清代历史上两位有影响的人物,张英与桐城派先驱戴名世之间多样复杂的联系和长期交往关系因《南山集》案的发生而被隐没。戴名世在其仕途发展过程中得到张英及其人脉圈的帮助和支持。张英的先达,为戴名世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吾画逍遥

<正>总是有人问我,你画何为逍遥山水,古人山水不逍遥吗,中国画不都是隐逸吗?于是我说,逍遥山水——画的是人与山水彼此相悦的自然情结,古人在这个点上是偶做,我是大投入,现在画人物山水画的人不多了,有点象"非遗"。我喜欢人物山水画,所以我倡导并要发扬光大,这是一份责任。我希望建立自己的人物山水画的艺术语境,有当下意识,有传统精神,还要画得自在,画得逍遥。中国绘画离不开隐逸,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隐逸不代表不入世,姜太公渭水垂钓八十岁等来了周文王,     

西溪蓝鸟

虽然竭力控制我的脚步,但还是弄出了很大的声响,然而这声响并没有惊起它的飞离.它依然静静地停在这根芦苇上,像一尊雕塑. 张岱在《西湖梦寻》里写到: "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 自古,人们喜爱西溪,爱它的隐逸如仙之美. 而如今,我爱西溪,不仅爱它的隐逸如仙之美,还爱它的自由和爱.     

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

唐代隐逸兴盛的成因对把握唐代隐逸的特质、风貌及其与唐诗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一风尚的盛行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政治上 ,唐代帝王对隐士优渥褒扬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科举制度方面 ,士子科举落第、仕途的挫折、中晚唐科场的流弊以及高隐制举的设立都使唐人的隐逸行为较前代变得更为频繁。从思想文化方面看 ,带有传统隐士色彩的隐居习道风气的盛行使唐代道教徒式的隐士大大增加 ;佛家遁迹山林的修行方式、清静超脱的人生境界也吸引着唐代文人奔趋山林。从经济基础看 ,唐代日益普及的私家园林 ,成为唐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其恬淡的隐逸情怀的理想境地 ,并构成唐人践履隐逸、满足其优游于出处进退的三径之资     

戴南山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

两百四十多年前,由于宣傳民族思想而被清王朝反动統治阶級所殘酷杀害的戴名世,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一位人物。在我国的历史中,十七世紀的早期启蒙思想运动,是經过中世紀千余年漫漫长夜后的熹微晨光,許多研究者把它比拟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有道理的。当时在这个进步思潮中,作为出色的散文作家、文学思想家、历史家和史学理論家的戴名世,是一位对中世紀种种黑暗、腐朽与丑恶进行猛烈战斗的勇士,并且在这个斗爭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由于他的文字和著述在死后被清廷所严厉焚禁,以致他的     

从《五柳先生传》中赏析陶渊明的生活情趣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托言为五柳先生写自传。"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是他真正的性格。"性嗜酒,好读书、不求甚解,常与文章自娱"是他的爱好和志趣,塑造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形象,赞美了他自然率真,安贫乐道的品质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以及对淡泊宁静,自给自足的生活向往与追求。     

东汉士人隐逸的类型、特征及意义

受各种因素影响,东汉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且隐逸类型多元化,有和光同尘的真隐,有以隐待仕、沽名钓誉的假隐,总体上＂真隐＂数量甚众,体现了当时士林尚道德、重名誉的时代特征。而且东汉的隐士并不一味消极遁世,不少人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关心政治,关注社会民生,从而产生了若干在思想史或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隐士的存在,为东汉增添了社会风俗之美和亮丽之色。     

戴名世的节烈传与其死因

《南山集》中的节烈传本是一种特殊文体,戴名世在作传时时常夹杂一些反对清廷、怀念明季、表现民族气节的"忤逆"之语,就是这些"忤逆"之语,可窥见其早期的精神世界以及其最后受刑的原因。     

毛泽东拿麻将说事

据清代大学者戴名世《忧庵集》等古籍记载,有“国粹”之称的麻将牌是明朝时一个名叫万秉迢的人发明的。万秉迢被施耐庵《水浒传》中的梁山108位好汉所折服,于是想做一副娱乐工具来纪念他们。经过精心设计,终于研制出了麻将牌。他最初把麻将牌设计为108张,暗喻《水浒传》中的梁山108位好汉。。牌中的九索指“九纹龙”史进,     

搜集和整理明遗民文献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很难用英文等西方文字翻译的词汇:"逸民"和"遗民".依照通常的理解,"逸民者,殆指居清平之世而隐逸之民.而遗民者,则处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也"①.当一个逸民固然不易,但做一个遗民似乎更难.因为这不仅要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更要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