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之比较

元、明、清三代对于甘青多民族地区军政治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导致不同的原因大体可归纳为国力强弱与民族观指导下的民族政策两大方面。就国力强弱而言,元、清两朝的国力远在明朝之上,所以根本不需要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当作屏障。元、清两朝的甘青多民族走廊呈现更多的是一个管理带或文化带。相反,明代国力较弱,只能依托农牧分界线,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建设成为一个军事防御带,借助农业的天然属性打造产业强边体系。就民族观而言,元、清两朝的统治者虽然也存在民族歧视,但并不积极提倡民族同化,而明朝统治者一方面热衷于用汉化手段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所谓"以华化夷";另一方面当无法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直接管理时,又常常用民族隔离带的方式将不同民族人为割裂,造成民族对立,所谓"以华制夷"。     

浅谈明朝中后期河西局势

明朝中后期,由于明朝政府内部腐败加剧,边防松弛,北方少数民族瓦剌、鞑靼趁机先后崛起,为扩大势力范围,对河西及整个北方地区不断进行袭扰,关西七卫逐渐落败废弃,甚至落入少数民族之手,导致河西地区局势混乱。明朝政府采取消极防守的政策,闭关封市,退避嘉峪关内。而北方少数民族仍不断袭扰,使得河西地区乃至北部边境冲突不断,战乱频繁。直到俺达封贡后,与明朝政府重新修好,双方恢复贸易,河西地区混乱局势才得以缓解。     

满文的创制与运用

一满族是发祥于我国东北的一支少数民族,它有自己长期发展的历史。明朝时期,满族的经济与文化迅速地发展起来,社会制度也由奴隶制社会急遽地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由于满族经济与文化的日益发展,以及对明朝、蒙古各部的军事、政治斗争和经济交流     

浅谈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朝贡

有唐一代,因唐王朝国力昌盛,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对唐朝或和亲或内附或敬慕,大多来朝贡。其所贡物品纷繁多样。朝贡关系促使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朝贡

有唐一代,因唐王朝国力昌盛,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对唐朝或和亲或内附或敬慕,大多来朝贡。其所贡物品纷繁多样。朝贡关系促使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洪武朝塔滩蒙古与明朝的关系

阴山山脉以西地区在明朝被称为“塔滩”。这里从洪武朝至永乐初年曾活动过一些北元的残余势力。文章认为他们一方面与明朝保持着相对平静的关系，一方面也有部众不断南下归附明朝，从而拉开了永乐初年大规模内附行动的序幕。塔滩蒙古的内附过程是明代少数民族内迁历史的典型案例，对于拓展、深化明代民族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西蒙古草原到华北平原——明朝忠顺营源流考

明代后期的"忠顺营"是以内附少数民族官兵为主体构成的特殊军队。他们是北直隶诸卫的"达官军"后裔,源自洪武时代漠北杭爱山的北元部众。在把都帖木儿等人的率领下,由塔滩地区归附明朝,安置在西北凉州诸卫。永乐朝后期,其大部被再度内迁至定州、保定、河间诸卫。杭爱山——塔滩——凉州——北直隶的内迁线索从民族历史地理的角度反映了明朝内附少数民族的演变轨迹,彰显了政府与内附民族政治调试模式的具体运作进程及其结果。     

明朝土司制度述略

明朝土司制度述略李世愉土司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这些官吏对各族人民的管理,达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土司制度的建立、发展及衰落,反映了历代统治者治边政策...     

明朝会同馆论考

明朝建有会同馆作为专门接待周边四夷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馆还是中央政府与四夷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及四夷贡使了解华夏礼仪化的场所。会同馆是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设置,对维护和发展明王朝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583年中缅姚关之战--读<恤忠祠记》

史书对1583年中缅姚关之战的记述过于简略,使人无法看清它的全貌。云南姚关清平洞《恤忠祠记》详细记述了姚关之战的经过,并指出了明朝军队获胜的原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说明．明朝军队在边境地区作战,除了要求士兵作战勇敢、将领指挥得当之外,还必须有正确的策略和民族政策,注意改善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     

关于叶赫部首领的族属问题

关于叶赫部首领的族属问题赵东升明末活跃在关东大地上的扈伦四部,是以海西女真人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四部首领的族源族属,亦皆海西女真部落酋长,他们又身兼明朝政府任命的地方卫所长官,“凭敕入贡”,接受明朝皇帝的敕书与赏...     

述论清入关前“盟誓”

明末清初,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矛盾重重,争权夺利,纷争不止。为了解决矛盾,建州女真于家族内部、同时与海西女真、与蒙古、与朝鲜、与明朝边吏盟誓,达成契约,互相约束。盟誓在中国古代历史悠久,古代诸侯于神前立誓缔约,杀牲歃血,满族上层社会也十分盛行。努尔哈赤、皇太极利用盟誓牵制海西女真,完成统一女真大业;让诸位兄弟大臣等盟誓,加强统治,巩固皇权;特别是对朝鲜,从＂兄弟之盟＂到＂父子之盟＂,为后金进攻明朝除掉后患;与漠南蒙古结盟,既扫清进攻明朝道路上的障碍,又增加了实力;与明朝边吏结盟,缓和矛盾,充实力量。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处于弱势之时,利用盟誓,与周边缓和矛盾、积蓄力量、发展盟友,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盟誓不失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一种策略和智慧。     

清代盛京内务府盐庄

一 明朝末年地处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人众,已经开始由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种植经济的转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耕牛和铁制农具是至关重要的。明朝在东北地区的与女真人的马市贸易是女真人解决耕牛和铁器的最重要的渠道。除耕牛、铁器农具之外,女真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盐也在马市贸易中源源不断地流入女真人生息繁衍的东北地区。以明万历十二年(1584)为例,是年三月的马市贸易单是在广顺关(今开原城东六十里)、镇北关(今开原城东七十里)二地的九起贸易中前来贸易的一千一百四十一名女真人就得到明朝“抚赏”的食盐达3230斤之多。这虽是明朝统治者抚绥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手段之一,但     

建州女真在明朝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

明朝洪武以后实行绝对群主专制制度,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外,对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建州女真则属于军政合一的都指挥使司管辖。“卫”与“府”平级,真到努尔哈赤起兵之前,都是明朝庙以东北都司之下的若干个“卫”之一。由于中国古代存在“加官”制度,使努尔喻赤及其先世虽为“卫”级,却有“都督”、“将军”之类的官称。     

鄂西自治州收藏的元、明铜印

地处湖北省西南部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解放以来,陆续发现和收藏了元、明时期有关鄂西地方史的一批铜质印章。其中有元末农民起义军明玉珍部在川东建立大夏政权后颁发给鄂西的地方政权印,有明朝颁发给鄂西的土司政权印,以及明朝在鄂西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千户所、百户所的印。现简介于下。一、大夏政权下的鄂西地方政权印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关系

民族的国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春秋诸侯争霸给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少数民族向中原发展的机会。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犬牙交错,打破了各民族间原来的地域界限,为各民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密切了华夏民族与其他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融合。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确定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和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以西藏为中心阻断蒙古、西域之间的联系,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之间明确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西藏作为明代"中国"与"天下"在西部疆域范围的重合部分,为近世"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明代"天下"的范围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明代"中国"划定出明朝的西部疆域范围,明代"天下"则是由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所确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试论《鸿猷录》之体例、内容和版本

《鸿猷录》其书共十六卷,采用纪事本末体.列举了明朱元璋起义至嘉靖三十一的军事活动.内容可以分成明太祖建国之战、明成祖靖难北伐之战、明统治者内部争斗及明政权与少数民族和战四类.《鸿猷录》刊行以来受人重视,流传至今的明朝刻本写本有七种之多.     

元明清东北民族政策之比较

通过对元、明、清3个朝代的东北民族政策的比较,探讨作为汉族建立的明朝与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朝、清朝在东北民族政策方面的差别,即使是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二朝,在东北民族政策方面也有很大差别.结论是清朝的东北民族政策比较成功,既保持了本民族特色,又积极地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进行交往与融合,使它的统治得到广大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认同,得以统治历史上最大版图的中国270余年.因此,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巩固统治的重要前提.     

从《国榷》看谈迁的华夷观念简

谈迁遭逢明清鼎革的巨变,激于明亡的惨烈不甘,在其编年体明朝史学著作《国榷》一书当中,对于华夷观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同中国古代的传统华夷一统观念,笔者对此作了一番梳理,同时也因为明遗民的立场问题,他极为鄙视周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于元和清这两个以蛮夷建立的正统政权更是极为排斥,书中到处可见“虏”的字眼。但是谈迁也并非完全的肯定其儒家式的华夏民族“优越论”的思想,还是主张历史地对待之。不能一味地赞同或者批判,这充分显示了其作为一个史家的严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