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正>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1)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2)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     

“痕迹考证与秦陵兵马俑”辩析

《文博》杂志1994年第5期刊发了赵成文先生撰写的《痕迹考证与秦陵兵马俑之谜》一文,赵先生根据秦俑身上发现的陶文“辛卯”及陶俑陶马体腔内壁的麻布纹、粗绳纹、麻绳纹等“痕迹”,对秦俑坑修建的时间和秦兵马俑的制作方法提出了全新的观点.笔者读后,感觉此文的疑点甚多.现择其几点,写成“辩析”小文,以与赵先生及诸同仁共研共勉.     

关于对中学数学教学的几点思考

新课程标准的一个重要理念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行为上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理念的实施往往靠课堂教学来体现,而课堂教学是一种师生双边参与的动态变化的过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帮助者、合作者,应向学生提供真正理解知识社会的钥匙,引导其学习,促使其终身学习。教师的“教”应该为学生的“学”服务,课堂教学应淡化教师教的痕迹,突出学生学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仍是有很多问题和观点有待思考。     

论痕迹检验技术在交通事故鉴定与处理中的应用

作为一种运用痕迹检验学的理论、方法检验案件中的各种痕迹物证,确定痕迹与案件、痕迹与一定人或物之间关系的刑事技术,迹检验技术在交通事故鉴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利用痕迹检验技术对交通事故进行有针对性的现场勘察工作来确定案件性质;判断交通事故类型;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四库底本《记纂渊海》考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新发现的明刊本《记纂渊海》一百卷应为四库底本。本文从版刻特征、作为四库底本的依据、底本中留存的校勘痕迹和文献价值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藏明万历七年（1579）刻本《记纂渊海》一百卷进行了论证和考述，阐述了其作为四库底本的直接依据和相关佐证，揭示了该底本在四库学研究中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重视学法指导,培养自学能力——让学生由“学会”到“会学”

叶圣陶先生提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是为了不教.”因此在教学组织上,鼓励先学,以学定教,少教多学,直至不教而教.这种教学方式,要求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主动学习,重视学法指导.因此,课外预习讲方法、课内自学指导逐步深化、指导学生自主复习、养成使用工具书的习惯,从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从“学会”到“会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兵俑痕迹“辛卯”二字不是纪年

《文博》94年5期所载赵成文同志《痕迹考证与秦陵兵马俑之谜》,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但将俑身偶留的“辛卯”二字当做纪年,从而断定兵马俑作于秦始皇三十七年,还值得商讨.     

“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专家、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在对南通的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认真考察后,经续密研究、反复论证,提出了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命题。这一命题得到了学术界、理论界、史学界及张謇研究者的     

《吐鲁番的古代文明》简介

近年,与举世瞩目的“敦煌学”并称,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吐鲁番学”,并成立了“中国敦煌——叶鲁番学研究学会”.吐鲁番绿洲,是中国新疆东部天山中间一块不算太大的山间盆地。这是中国地势最低的地区,然而它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却是很高的.在多民族的祖国历史长河中,吐鲁番地区各族人民,曾经创造了辉煌     

关于建立“长沙窑学”的思考

文章认为长沙窑文化内涵之丰富,涉及的研究领域之广泛是同时期其他瓷窑所没有的。文章以大量事实论证了构建“长沙窑学”的条件、理由和意义,明确提出:对长沙窑及其相关课题的研究已大大地突破了古陶瓷自身的领域,仅仅靠考古界、文博界、古陶瓷研究界的专业人士已远远不够,需要众多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各方面专业人士的积极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沙窑的研究足以形成和构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名字就叫“长沙窑学”。     

荀子的礼学思想与社会历史观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荀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反映出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荀子提出“礼三本”学说,将礼的内容置于天人、父子、君臣这三对基本关系之上,为每个人在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关系中找到了特定的位置以及相互联系的桥梁;他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界定,提出人性恶,为人以礼克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他对社会组成的深入认识,对人“群”、“分”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证为礼是有差别的和谐这一内涵奠定了存在基础,完成了儒家“克己复礼”的内在逻辑演化。儒家礼学思想由此成为一个更加系统、完善的体系。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荀子在论述其礼学思想的过程中深入阐述了他关于人类文明形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及机制的认识     

宗教与社会变迁

“凡有人类痕迹的地方,就有宗教的痕迹。”宗教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是迎合人类的需要产生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会相应的产生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造成宗教及其信仰的多样化。     

作为丝绸之路学的韩国敦煌学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先生的这句名言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定好了基调,即韩国也可作为季先生所说的世界上积极参加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敦煌学在世界”不是简单意味着各个国家援用既存的资料在本国研究敦煌学,而是说需要根据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独立研究.这是扩大敦煌学研究范围的一个前提,即不把敦煌定为一个特别地区,而认为是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叉之路.也就是说,以“敦煌”为一个代名词,研究以敦煌为中心在丝绸之路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样才能接近与韩国有关的敦煌学资料,又可显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意义.大约5～10世纪,中、韩两国的佛教都盛行的时候,韩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交流如何影响到韩国文化,这就是韩国敦煌学一直要深究的话题,也是韩国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要探讨的问题.     

研学旅行产品的“真实性”建构研究

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群众文化精神需求的增长,研学旅行成为当今社会备受青睐的旅游形式,在国家多项政策的支持下,研学旅行市场前景广阔。但由于研学旅行难以界定“学”与“游”之间的标准,市场上的研学旅行产品呈现“重游轻学”“只游不学”或完全为旅游服务导致的内容“不真实”等问题。本文从“真实性”理论出发,探讨研学旅行产品“客观主义真实”“建构主义真实”及“不真实”的表现形式,通过分析3种形式之间的关系,寻求平衡研学旅行中“学”与“游”之间关系的路径。     

论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历史渊源

佛教产生于婆罗门教之后,它们之间自然有其历史渊源。本文从“无常”、“无我”与“轮回”论证它们的历史关系,从“无”与“有”的辩证法论证它们的哲学体系,从一些概念的继承和演变看两教的历史渊源。     

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简

学界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开始于汉代,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本文在深入研究后,提出这一现象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对此作了细致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董仲舒并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     

试论东方学理论视野中的“夷学”构建

文化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探讨文化创造的可能性机制。在西方,萨义德东方学理论的提出,对于西方文化语境中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反思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用以分析和反思以夏文化为主流的中原文化跟周边偏远地区的文化关系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学理论限于对抗性、批判性的局限,向中国的文化现实提出了创造性地创建新型文化关系理论的要求。本文从东方学理论入手,论证了“夷学”提出的理论必要性和现实性,并且论述了“夷学”与文化创造的思维模式与内在联系。     

“打猫”“打狗”在台湾

台湾的地名,凝结着荷兰侵略、郑成功收复、福建移民、日本人殖民统治、两蒋败退台湾等历史痕迹,夹杂着台湾各部落语言、闽南话、客家话、日文等发音,几乎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故事. 高雄旧称“打狗”,来源于当时此地马卡道部落话“takao”,义为“竹林”,音译为“打狗”.嘉义民雄乡在20世纪20年代才有了“民雄”的新名,之前此地一直被称为“打猫”,因为此地为台湾平埔打猫社所在地,“打猫”是部落话Taneaw的音译.来自台湾原住民部落的音译地名还有基隆(旧称鸡笼)、艋舺、暖暖、关渡、八里、斗六、大埔、达邦、特富野、弥陀等等.     

成吉思及撑黎孤涂释义

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尊号“成吉思”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而以“海洋”说流传较广。本文论证元人赵璧所拟汉语谥号“圣武”是“成吉思”的最恰当的释义。匈奴单于号称“撑黎孤涂”,学者诠释不一。本文论证此词与蒙古语“腾格里因古出突儿”相当,直译“天的气力里”,雅译“天立”“天命”或“天降(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