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报总编眼中的池必卿

在我担任贵州日报社长、总编辑期间,曾与几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有过比较直接的工作关系。池必卿是首先的一位。池必卿是中共中央派到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最后一位老资格职业革命家。在他之后,贵州省委书记都是新一代人。池必卿生于1917年,贵州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他从贵州省     

我与耀邦同志的交往

1953年,我任共青团甘肃省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我任团省委书记,共青团九大上,我当选为团中央常委.这前后两次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不过四年,中间因工作调动隔了几年,但所幸的是,我在共青团工作期间,团中央第一书记都是胡耀邦同志.离开共青团后,我仍多次见到耀邦同志,聆听他的教导,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与政治家风范.     

胡耀邦谈鲁迅杂文

耀邦同志逝世5周年了。22年以前那次谈话,却始终刻印在我的脑海里。1972年夏,我从西安来到北京,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由于耀邦同志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我作为陕西日报的副总编辑,和他打过几次交道,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架子,平易近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     

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8年8月,我从惠水民族中学毕业后,考入贵州民族学院预科班。1959年1月27日左右,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到贵州视察时,特意到贵州民族学院看望我们,在民院大礼堂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胡耀邦同志的到来,事先一般人并不知道。记得当天是阴阴的天气,气温相当低,整天下着细细的毛雨。     

在胡耀邦家做客

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修改一篇约稿。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第一书记由华国锋同志兼任)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并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     

谢鑫鹤同志二三事

谢金鹤同志1949年3月随军南下,渡江后任赣东北贵溪地委书记。贵州解放后任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书记。1950年10月调贵阳市委工作,先后担任市委第二书记、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等职。1955年元月调任贵州省委副书记。     

胡耀邦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

我认识耀邦同志的时间比较晚,接触也不多。大概起始于1980年我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时,他几次来与小组的同志们谈话。后来《历史问题决议》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通过前后他几次找我们开会讨论。我们还有幸在这次会上目睹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热烈情景,他在当选时发表讲话的风采。不久在党的十二大文件起草工作中,他来与我们谈话的次数更多,     

在贵州的五个春秋（下）

从我担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以来,在省、市委同志的通力合作下,克服各种困难,排除了许多干扰,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经过了一年的时间,贵州有了一点小小的进步,社会比过去安定了一些;工、农业生产都有所上升,商业部门的同志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市场的流通也有了好转。总之各方面消极的情绪在下降,积极的现象在上升。     

周林 韩念龙关心贵阳建设的一次谈话

<正>1985年8月20日下午,艳阳高照,暑气逼人。我去花溪碧云窝省委招待所看望周林、韩念龙两位老领导。周林是贵州仁怀人,1932年参加革命,上世纪50年代是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长。韩念龙也是贵州仁怀人,1936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曾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国内外知名的外交家。两位老人     

朱陈往事增惆怅 心底无私天地宽——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文集代序

1966年6月1日，陶铸同志在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工作。1965年，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仍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这次，奉调到党中央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由王任重同志担任第一书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作风都很朴素，不迎送，不请客，他走的时候只带了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     

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

<正>1985年夏,朱厚泽同志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调来北京,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当时中宣部的办公地点在和平门路口西南侧的一栋塔楼里,与中国邮票总公司为邻。机关大门东向临街,入门只有很小的院子,停不了几辆车,局促狭小,各局室的办公用房都不宽裕,是中央机关几个部门中办公条件最差的。     

江渭清三回故乡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江渭清担任南京市委第二副书记。江苏恢复建省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书记、第一书记等职,是江苏省委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第一书记。"文革"后期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82年9月任中顾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江渭清大多时间在江苏工作和生活,但他曾三次回到故乡湖南平江,改革开放前后三回平江感受的巨大反差,令江渭清终生难忘。     

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1985年我从贵州到北京,在中宣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说：是吗？逐步放开一点嘛。     

怀念李修仁同志

<正>我与李修仁同志的第一次接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在中共离石县委书记任上,他任中共山西省汾西煤矿管理局党委书记。一次他来吕梁谈工作,中共吕梁地委书记王铭山请他吃饭,因离石有汾西煤管局的矿,便把我也叫了去。那次,他讲了许多关于地下资源与地上资源的关系问题,对我启发很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的第二次交集是在1983年3月中央调整山西省领导班子之后,修仁同志任省委常务副书记,我任省政府副省长。但由于修仁同志分管党务,我则分管     

白军一○三师电台里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四年夏,贵州地下党领导人林青、秦天真等创建的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被迫停止活动。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逮捕,“草原社”领导人林青、秦天真、缪震元和其他几个骨干,逃离毕节。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路过贵州,林青同志向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建立的情况,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同志负责。为了要在军队中开展活动,省工委派丁沛生打入地方军一二一师任警卫连长,组织了两个连“哗变”。地下党员黄大陆当时任一○三师的师参谋长,通过他,省工委派邓止戈到一○三师任参谋,又派缪震元、周凤逸和王树艺到电台工作。     

对贵州“四清运动”的一次谈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三时半,李井泉同志在家中接见了原贵阳市委伍（嘉谟——编者注）、夏（页文——编者注）、朱（厚泽——编者注）三人。次日,十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又把贵州省委第一、第二书记马（力）、池（必卿）找到家中。与伍、夏、朱一起谈话。     

胡耀邦和甘肃青年团的工作

1952年8月10日,胡耀邦到团中央工作,不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我多年从事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我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初调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机关报《新青年报》和《支部生活》担任记者、编辑、编辑组长,1954年任甘肃团省委副秘书长和《甘肃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处分,被送到甘南牧区劳动改造,从此离开甘肃团省委。     

在贵州的五个春秋（上）

鲁瑞林,1911年生于甘肃临夏市鲁家沟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历任指导员、营长、科长、军供给部政委,参加了第四、五次反“围剿”,跟随中央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股长、科长、先遣支队副司令员、分区政委、司令员,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安阳、百团大战等战役。解放战争历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副军长、军政委、参加了上党、临汾、晋中、太原、扶眉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西康军区副政委。西康省副主席、西南公安部队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9月奉中央调令来贵州,先后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此文是鲁瑞林同志在贵州工作五年的回忆,分上、下两部分连载。     

忆亦侠同志

1998年9月14日,吴亦侠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令我极为惊愕。没有料到亦侠同志竟这么快就走了,我深深地陷入了悲痛之中。霎时,他的音容笑貌,他与我们共事的情景,他与我相处的一些往事,不由涌上心头,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亦侠同志是1996年7月从农业部调到贵州工作的。他调贵州不到二个月,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恰好,农业部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宋树友同志与我是党校同学,并同在一个党小组,他多次向我讲起亦侠同志。他说：“亦侠同志政治上强,很有工作能力,为人朴实、正直,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工作既很有魄力,又非常踏实,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