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强调行政机构扩大、财政税收增加与军事力量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分析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框架,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夸大了近代早期国家的能力、忽视了对财政资源的使用状况。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进行补充与修正。“承包人国家”概念挑战了“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着眼于国家将部分战争工作承包给私人,强调了私人部门在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财政-军事体系”则采取了跨国的视角,关注国家、次级主权政治体和私人之间在军事活动中的互动,通过一系列“财政-军事中心”交易战争所需的人力、资金、物资、专家、服务和情报,从而勾勒出一个遍及欧洲的战争资源网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欧洲军事史和国家形成的视野与思路。     

《日本财政政策研究》评介

“财政”一般指国家财政,是国家为了维持其存在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由于财政分配的主体、手段和目的等都是以国家为转移,服从于国家的意志,因此,在财政分配关系中,就不能不体现和反映出国家的政治动向和目的,即透过“财政”这种经济关系可以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分流视野下的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

本文比较中国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与大分流视野下的西欧经济史,强调重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以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为突出特征的市场经济,是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成就,与工业革命前的西欧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差别。但如果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国家财政与民间金融市场的深度结合,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必要阶段的现代财政国家,不仅没有出现在明清中国,而且也是阻碍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

近代早期英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税赋和公共信贷两大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财政体制的建成即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这种体制既维护了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阶层的根本利益,又强固了英国国家政权的财政基础,并在推动英国大肆进行争霸战争和对外扩张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从宋朝的货币政策看纸币的流通

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国家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一种金融政策,它符合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如果违反这些特点,国家经济就会走向衰败。宋朝的货币经济特点不是以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为杠杆,而是以政府政治行为为基础,并通过财政运作来实现目的的一种经济手段。纸币的流通大大缓解了财政需求,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国家垄断纸币的发行量,纸币由兑换纸币变成了不兑换纸币,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成了宋朝经济崩溃的导火索。     

晚清专款与财政运行：以海关四成洋税为例

专款,作为京、协饷制度的补充,在晚清财政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成洋税为晚清财政专款之一,先后被作为偿赔专款、解部专款和海防专款。除作为偿赔专款因关系“国家大信”落实较好外,其他无论作为解部专款,还是海防经费,四成洋税都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解款计划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是或征不及数,或奏归别用,最终出现“专款不专”的结果。四成洋税专款名实不符,反映了晚清专款制度的实行受到财政大背景、专款性质、财政理念以及专款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诸多因素的制约,凸显国家职能调整和理财重心转移相互作用下财政制度运行的不稳定性。     

试论中唐财政经济改革的作用

中唐时期的财政经济改革,广开财源,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管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财经纪律和制度,对惩治贪赃枉法和偷税漏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中唐以后的政治稳定和发展提供了经济保证。但是,唐代中后期政治的腐败,则使财政经济改革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历史证明,任何财政经济改革都必须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作保证,政治腐败是永远解决不了财政经济危机的。     

皇帝如何捞“私房钱”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很多时候还是分开的,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不过,因为天下是私家的天下,皇帝免不了常常要把手伸到国库中,把国库的钱财窃取到皇家的小金库中。     

清季财政改制研究疏论

清季财政改制是中国近代制度转型的重要一环,其运作过程涉及清季政治派分、区域财政利益、趋新与守旧观念等多重因子,折射出制度变迁并非单纯遵循所谓的近代化趋向。研治此段历史,应抱具"整体历史"意识,打破学科藩篱,关注人与制度之间彼此牵制的纷繁乱象,抛开今人习见观念,深入时境,作纵深切入,当日制度变迁中的不新不旧、童牛角马之实态方可得以展示,各类嬗变面相亦可近真呈现。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管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本文主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强国家户口管理的原因、措施和对国家财政的效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户口的盛衰和管理的好坏与国家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租税有许多是以人口为依据的,特别是北朝均田制下这一点反映得更为突出。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财政的基础,而加强户口管理既发展了生产力,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好转。户口和国家财政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如此。在今天也不例外,要振兴国家财政,也应重视对户口的管理工作。     

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以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为中心

不同于以往围绕所谓"新清史"展开的争论中各方均把注意力聚集在清朝的规章制度、治理方式以及满人精英的观念、习俗方面,这里另从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两个侧面,重新审视清朝国家的形成路径及其性质。清朝疆域的整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到入关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是为开国的第一阶段;其第二阶段从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边陲用兵过程,受到清廷独特的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的驱动与制约。而清朝地缘战略从被动回应到积极防御再到保守妥协的转变,又跟其财政构造中低度均衡机制的运作及其背后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紧密相关。同时,如果我们将清朝国家与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独有的脆弱性与坚韧性,并质疑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认知范式的适用性。     

中古教廷税官制度研究

中古罗马教会的兴衰与教皇的财政力量密切相关,教皇财政力量的积累有赖于税官的运作．13、14世纪教廷税官的设立反映了教皇征税权在西欧的扩展,但税官功能的发挥亦受到王权的制约．15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王权逐渐排挤掉教权的征税权,致使税官退出历史．中古教廷税官制度的兴衰反映了王权与教权在税权方面的争执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王权在制度安排方面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历史考察

由于"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中国在1959～1961年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生产遭遇严重挫折,粮食极度短缺。为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制定了"吃饭第一"的方针,要求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利用财政手段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是贯彻这一方针的重要举措。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减少提取农业剩余;二是直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     

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

晚清财政史研究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晚清财政状况、财政收支、财政制度等方面,在论和资料整理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们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着笔,对晚清财政状况进行了宏观考察。财政收入研究侧重于外债、关税与厘金,而对外赔款仍是财政支出研究的热点。财政制度与体制方面,学界论述较多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至于财政思想,学们对重要人物的财政思想研究较多,对总体性财政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他们还对太平天国政权的赋税制度与政策予以客观分析和评价。     

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为例

明代留存下来不少财政数据,这些数据均以叙述性文字罗列,给今人利用造成极大困难,急需运用现代统计技术加以整理。但是,由于这些财政数据的来源和性质十分复杂,整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赖建诚教授的《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值得充分肯定的尝试,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提醒我们在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时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历时性研究必须准确判断财政数字的年代;转录财政数字必须辨清各项目之间的分合关系;比较财政数字必须以性质相同、口径一致为原则;解读财政数字必须明了当时的财政制度。     

北魏国家保障军粮供给问题的考察

北魏国家为军队作战规定了保证军粮供给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军粮的征集、军粮的储备与管理以及军粮的转运。北魏国家征集军粮,主要依赖田租的征收。但也以“和籴”法获得军粮,并且,还推广屯田,以增加所需军粮。北魏国家在首都设置太仓,在地方州、军镇、郡都设置通用的仓廪储备军粮。这些仓廪储备的粮食都设专门官员管理。北魏国家通过陆路、水路转运军粮。转运军粮的人力,开始使用归顺北魏的少数民族部落民。从太武帝以后,主要为服徭役的编户民。转运的畜力,则是为国家掌握的马、牛、驴等牲畜。至于转运军粮需要的车辆、舟船,主要由官营手工作场制造。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就使军队需要的军粮获得了可靠的保证。     

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

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     

浅析我国财政税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税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作者从当前我国财政税收中存在的问题、深化财政税收改革的策略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保证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