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经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关于汉代经学的讨论史学界相关著述繁多,前辈学者不断将经学研究推向深入。但是两汉历史跨度四百余年,两汉今古文经经历了产生、发展、斗争、融合的不同阶段。传统的历史时代的分期已经不能满足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本文简要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演变的五个历史阶段。逐阶段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以期揭示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帮助人们了解汉代经学演变斗争的过程和本质。     

汉代经学论难考述

两汉时期的经学论难十分盛行,尤其是在东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风气最盛。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皇帝对此的重视和推动,另一方面,汉代实行的＂设科射策＂无疑也是经学论难盛行的重要原因。经学论难对汉代经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体现在经说的繁复、家派的分立与通学的出现三个方面。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汉代经学与文学中的音乐之美

音乐是汉代文化的重要构成,汉代经学与文学对此均有讨论与表现,二者传递的审美理想并不相同。经学视阈下的音乐之美：以德为本质与归趋;表达欢乐平和之情。汉代文学中的音乐之关,表现为：重视娱耳目乐心意之用;情感悲凄,曲调婉转、急促;乐器以丝竹类为主。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

皮锡瑞治经历程之研究,对于深入地认识皮锡瑞经学有着重要意义,吴仰湘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皮锡瑞的经学著作宏富,既有关于专经或专题的研究,也有对五经所作的通论,学界对皮氏经学著作和经学思想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专经、专题和通论几个方面展开的.关于皮锡瑞经学与变法主张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也有所关注.尽管皮锡瑞经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相关研究还很不充分.     

《孔安国学术研究》评介

<正>孔安国是汉代经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但对这样一位名家硕儒,史籍中相关事迹记载极为有限,加之与其相关的《古文尚书》、《孔子家语》等均被列入伪书,以致孔安国之学良久蒙尘,为汉代经学研究留下了诸多问题。近来,陈以凤博士的《孔安国学术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一书全面考述了孔安国其人其学,并对相关"伪书"重新考辨,澄清了不少疑难问题,有望使以往的学术缺憾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补苴。综而观之,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成都龚向农先生《经学通论》蠡述

《经学通论》是民国时期四川学者龚道耕所撰的经学概述著作,论述了经书概况、经学流变、治经门径等问题.龚氏治经主要沿袭乾嘉学风,复不持汉宋、今古门户之见,取径平正,故该书以乾嘉考据之学为根本学术宗尚,长于守成,但在经学史分期和今古学区别两大问题上独具卓识,使该书既是一部严谨通达的经学入门著作,又是一部颇有创见的经学研究专著,至今仍有其价值.     

简论经与经学的意义

经典承载着古人的生存与生活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诉求。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而经之成为"学"是汉代以后的事。因为经学的产生,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得以传承不绝。     

《贾谊集汇校集解》评介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古文经学家,他的思想、政治、辞赋皆上承往哲,中切时弊,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也为两汉政治开创了一条新道路,影响有汉一世。贾谊存世的作品为数有限,但它们是汉代重要的文化成果,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的历史、政治、哲学、经学、文学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由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到括囊大典、贯通六艺——论郑玄通学的产生

郑玄通学的形成背景需要进一步探讨,晚清今文家关于两汉经学一直壁垒森严,到郑玄才被打破的说法影响还很大.其实汉代的经今古文学根本没有那么壁垒森严,"通"早已是一种大趋势,这一事实已有学者申说过,但其原因,笔者以为重要的是自王莽以后朝廷的导向,这是不容忽视的,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朝廷的引导往往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皮锡瑞《经学历史》的编纂特点

《经学历史》对于经学通史的编纂有许多开创性。该书不仅从时间的跨度和内容的广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经学史的编纂特点 ,且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章节体体例 ,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史用一主题思想贯穿起来 ,从而成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经学史并对近代的经学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作者门户之见的限制 ,使得书中在探寻经学发展的原因时 ,在对经学史上各流派、重要的经学人物的评价上又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闽人张以宁经学思想考略

明代初年,闽人张以宁不仅在政事、文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而且在经学研究上也有独到之处。其《春秋春王正月考》体现了独特思路,取得了较高成就,对当代学人重新评价具体明代经学著作、分析明代经学发展阶段和探讨明代学者解经思路都有启示意义。     

今古文分派之说始自何人——从刘师培的一则文字谈起

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别,是为常识。但将今文、古文分为两大派,则似乎并非很久远的事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及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用这样分派的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这部书的初版,是成都尊经书局在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刊刻的,迄今已逾百年,但从整个     

孙吴时期江东之经学风尚考论

就吴地学风而言，其本土学者多因循其家学，以汉代以来流行之今文经学为主，学风偏于保守；而汉末流迁江东的侨寓学者则多习古文经学或今古文并修，这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主流学风，对江东学风的变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只有全面了解侨、土学者学风的异同，才能明了孙吴学风的基本状况。     

贾逵、马融和郑玄经学之传承与创新

在东汉经学史上有三位非常重要的经学大家,他们不但在当时名重天下,同时对后代的学术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贾逵约略代表了东汉前期的经学成就,马融代表了中后期的经学成就,郑玄代表了后期的经学成就,贾逵和马融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郑玄则博采众家之长融今古文为一体,为经学之集大成者。比对三大家的经学特点,可以总观一代学术之传承,亦有助于对两汉经学的整体把握。     

《白虎通疏证》点校指瑕

《白虎通》是汉代经学的重要作,历代流传多有阙佚。清人陈立为之疏证,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华书局收入《新编诸子集成》予以出版,由吴则虞先生点校,沈啸寰先生修订。经过两位先生的辛勤劳动,《白虎通疏证》整理已较为完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另有一些可能是校对疏忽,也一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