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俯瞰到近观:六朝贵族制研究省思

<正>六朝贵族制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可谓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相关学术史回顾不胜枚举。中文学界很少使用"贵族"一词,一般采取"门阀"或"士族"等概念。不过,求同存异的话,中日学界对六朝贵族(士族)内核的把握仍有些一致之处,即强调此群体相对皇帝权力的独立性、在官位继承上的世袭性,他们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统治(支配)阶层。如果将这一结论转化为提问,核心问题是:六朝时代的权力如何进行再生产,是否可以疏离皇帝而依靠血缘(或其他方式)代际传递?当然,对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1751年后西藏政教合一制下的权力分配

1751年以后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历来被认为是西藏最为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在这一政教合一制下,其权力是如何分配的呢？本文认为,其权力为世俗贵族和上层僧侣所分享。世俗贵族中的大贵族占据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高职显位,中、小贵族则担任了政府中的低级职务,他们垄断了西藏地方政府中俗官的位置;由转世活佛、寺院高级僧职和僧官组成的上层僧侣,是西藏核心权力的掌握者,他们在政府中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世俗贵族只处于从属的或者说附庸的地位。世俗贵族不甘心自己所处的这种地位,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千方百计地向上层僧侣集团渗透,以至于在西藏形成了特有的披着宗教外衣的贵族政治局面。     

论日本早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二重性

论日本早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二重性王顺利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历来是史学界争论较大的问题。大化革新中建立的土地制度,也是日本史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在这种土地制中,国家、贵族、农民对各种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各具有什么样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性质如何并向什么方向发展...     

二十等爵制与军功集团

本文认为秦汉二十等爵制对军功集团具有消解作用,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得出:其从制度上规定了军功集团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并保证了皇帝对军功集团的权力进行自由、适度的分配、调节,使在战争环境中凭军功取得地位的特权集团顺利地转入和平环境中的正统的官僚政治体制之内,并在身份上,最终使其融入到社会、民众之中。     

中西中古社会税收逻辑比较研究

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各有自己的内在逻辑。逻辑过程以赋税基本理论为起点,通过制税、用税和审计等实践性环节,形成自己的体系。税权实体在中国只有一个,即皇权;在西欧则有两个,为某一权力集体和王权。中国制税无专门组织,制、征一体,由皇帝控制;西欧制税组织为一权力集体,征收与否一般取决于纳税人或权力集体的是否同意。税款支用在中国一般由皇权决定,皇室消费、官员俸禄、军费开支等主要由纳税人负担;在西欧主要由权力集体控制,纳税人主要负担战费,王室消费、官员俸禄则出自王室。审计机关在中国只有一套,审计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在西欧通常有两套,一由议会执掌,主要是保护国税收入,以免国王或王室挪作私用;一由国王控制,以保证王室财政的完整性。在赋税基本理论的制约下,通过上述实践性环节,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逻辑呈现出显著的必然性特征。     

唐代的翰林学士与宰相

管子云:“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由于封建皇帝的特点在于深居端拱,居中制外,以法令驾驭臣下,因此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如何拟制诏诰制敕,对于巩固封建皇权十分重要。但是为了把诏诰制敕拟定得最能代表皇帝的意旨和利益,单靠皇帝一个人的智力又不行,必须依靠一帮人共同谋议,定下精神,委之拟制。在一个封建王朝的初期,这种议政和制诏的权力是     

商周贵族饮食活动中的观念形态与饮食礼制

贵族的饮食礼制深刻地影响着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饮食和制不仅与权力、等级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与古老的阴阳思想相结合,在现念意识领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是南方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于越族所建立的国家。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越国历史文化有着许多独特内容,如越国上层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等。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新资料及相关的研究探索揭示,墓上堆筑长方形覆斗状封土、使用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岩坑)木椁墓制、墓外较普遍地设置陪葬器物坑以及完全用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的礼器与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等,都是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中颇具特色的几个重要方面。     

论汉代“先请”制

随着"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复归,汉时贵族官吏减免刑罚的先请制产生并不断完善,由最初的荣宠之举发展为官吏的普遍特权,不满六百石之墨绶长、相也被包括在内。违反先请,不经皇帝裁决擅自处理,要受到惩处。汉时先请,就对象和程序而言,与后世八议关系密切。     

清代合符制度述要

合符制度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皇权行使的方式之一，因而合符具有鲜明的特点——既是徵信之物，又是权力的象征。清代“符玺”并重，同为皇权象征，皇帝示下之物。其管理厘定有严格制度，并在使用中不断完善，使规制加详。清代合符制度沿袭明制，又略有增益，自成一体。本文就合符的种类、管理、形制及出现的背景诸问题略作述要。     

明代皇族棺制研究

棺制曾经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身份等级标识之一,迄至明代,这种制度的等级差异在帝后以下的皇室贵族中已不甚明显。自皇帝至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等,其棺有重数、材质和尺寸的等方面差异,但在亲王及其以下的层级中似乎不足以构成明显的等级差别。     

重探日本“中世贵族社会论”的领域

<正>内藤湖南所开创的京都学派东洋史学,在理论上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唐宋变革论为标志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而具体到中世阶段,又以"贵族制论"(笔者更愿意称之为"贵族社会论")闻名。这一学说强调东汉至中唐的中世时期门阀贵族占据社会中坚、垄断政治权力,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贵族文化色彩。除此之外,日本学界又有两种学说与之针锋相对。一种是"历研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法则为理论框架的汉唐时期上古说;     

玉泉营西夏墓群初探

立国于宁夏的西夏王朝,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谜,当我们留连于西夏王陵,感叹西夏皇帝陵墓的独特与神秘时,我们更多地想知道西夏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等。宁夏青铜峡玉泉营西夏墓的发掘,给我们展示了西夏贵族或平民墓葬的型制、丧葬特征以及他们的葬俗等和西夏王陵有着相似与不同之处。为我们研究和了解西夏时期的埋葬习俗和生活状况打开了一扇窗户。     

偃师商城的仪式宴飨与权力获得（三）

本文主要根据考古材料讨论偃师商城遗址的仪式宴飨问题。作者同时研究了贵族阶层和陶工社区的食物行为方式。通过各种分析,认为偃师商城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宴飨仪式,包括大规模的排他性宴飨、小规模宴飨和象征性宴飨。通过陶器量化分析,认为偃师商城宫殿区的贵族们举行过排他性的大规模宴飨,这个结论与该地区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集中于贵族仪式、宴飨、献祭和权力的其他研究结果吻合。与此同时,作者对陶工居住区所做的情境分析,显示陶工们也可能在社区宗庙中举行过小规模和象征性的宴飨活动,且同样包括占卜、献祭和宴飨,这也可以从具体的考古遗存中找到证明。研究发现,工匠们的社会权力有随时代逐步增加的趋势。偃师商城的社会政治结构并不是严格等级制的,权力并不仅仅集中在贵族阶层手中。这也可以从偃师商城和整个商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得以观察。     

2004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回顾2004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两个显著动向:一是长期处于低调的贵族制研究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二是有关出土资料的研究继续呈现发展的趋势。下面,首先从贵族制的相关论考开始介绍。渡边义浩《三国政权的结构与“名士”》(汲古书院)通过分析贵族存在方式,指出     

16-18世纪英国宪制和宪制思想演进

英国16-18世纪宪制的演变比较曲折。内战前混合宪制已形成多年,其相应思想长期流行并影响后世。17世纪中期共和国的兴衰和分权制有名无实,给后人留下经验和教训。贵族寡头权力垄断和内阁制的形成发展,增强了18世纪英国混合制的特色。     

“皇帝即佛”——溥仁寺告诉我们的历史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取得中央政权的支持,也把清朝皇帝尊称为佛的化身:即康熙皇帝是无量寿佛转世,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皇帝即佛,当蒙古、西藏各部贵族、宗教首领来寺内进香瞻礼时,既拜佛又朝拜了皇帝。     

孝顺的“皇帝”：《望贤迎驾图》解读

在中国古代,权力最大的人非皇帝莫属。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皇帝的上面还有更为尊贵的人,即皇帝的父亲。当皇帝与他的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在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件被称之为《望贤迎驾图》的高头大轴,是我们观察这个问题的上佳例子。     

从霍光避免“汉文帝故事”谈刘贺的立与废

自海昏侯刘贺墓发掘以来,刘贺的废立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界目前将刘贺的废立定性为权力之争,已无争议。从昭宣时期的政治格局来看,这场权力之争,不是刘贺争夺霍光权力,霍光不容权力旁失,后废除刘贺这般简单。而应把这场权力之争,放到霍光如何避免“汉文帝故事”为出发点。以“实力最弱”的皇帝的选择标准,加上谶纬观念的影响,刘病已也应是皇帝候选人之一。霍光为保证权力不容有失,便通过控制昌邑王国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来避免刘贺通过汉文帝路线夺权,不让刘贺谒高庙使其继位不合法度,又让刘贺保留一定的实力掣肘汉宣帝,最终,使霍光达到权倾朝野、独揽朝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