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

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的再认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白寿彝先生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再认识的成果。作者在总结他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过程时说,“我工作的整个系统是,从最初对史的研究发展到对史学的研究,再到史学史的研究,由最初的自发到自觉地进行研究工作,这也是我整个工作的性质”。他的这番话,是一个史学家对自己工作再认识的自觉精神的体现。     

杨向奎先生的学术特点与学术风格

杨向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杰出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对 2 0世纪的历史科学作出了独特的卓越贡献。他将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了中国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崇高事业。向奎先生是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时的老师和系主任。 2 0世纪 5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云集着史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 ,向奎先生是系主任 ,又是当时学生们心目中最为崇敬的师长之一。在我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后的 4 0余年中 ,虽同先生在一个单位工作 ,却因种种原因 ,未能有更多的机会在先生门下学习求教 ,对先生的学术精髓理解和认识不深 ,而先生却一贯鼓励和支持我的学术研究…     

历史学的传承与启新--冯尔康先生访谈录

冯尔康先生的治学,既承继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在新时期史坛中,大力推动并开展了社会史学的研究,为近20来中国史学界极富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他在清代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史料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史,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他在理论创新和具体研究中所形成的开拓性、包容性、前瞻性的治学特点,尤具学术魅力,启人新知。     

回顾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

<正>王思治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尤是海内外有影响的清史专家。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纪念他85诞辰暨"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史学与清代中国学术"的研讨会。我十分高兴地应邀与会。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母校,清史研究所更是我今生今世安身立命的根基之所在,自然有深厚的感情,而思治先生则是与我相识、相交达半个多世纪的老师、同事和朋友。在与他亦师亦友的多年交往中,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特点和治学风范。因在会上以     

给人启迪的治学道路──我读张芝联先生《从<通鉴>到人权研究》

《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是张芝联先生自选的反映作者半个多世纪治学道路的论文集。张先生是当今我国史坛颇有影响的老一辈学者。这部论文集只是他的学术成果的一部分,但也大略记下了他的艰辛、执着和收获,读来给人以深刻启迪。张先生是公认的法国史专家,可是,文集表明,作者在中国古史、中国史学、西方史学以及人权理论方面都有建树。关于《资治通鉴》各段的具体执笔者,"自宋以来,公私载籍,言诸子分修一事,鲜能得其真相。"（28页）而张先生汇集众说,辨析异同,批驳全谢山、晁说之、陈伯张等古今学者论点,言之有…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杰出贡献安作璋，耿天勤白寿先生是我国当代享有盛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在他６０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在多种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于中国交通史、中西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通史、史学理论、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     

韧的追求的光辉——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侧记

1993年10月15日至19日在山西太原举行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纪念活动由山西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湖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共同发起、举办的。金秋季节,来自海内外学者40多人,济济一堂,以崇敬的心情回顾侯外庐先生追求真理的一生,畅谈先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上作出的特殊贡献;对发展当前史学工作,特别是进一步开展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交换了看法,交流了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无疑地,这次会议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领会侯外庐先生的学问精神,继承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开创当前史学工作的新局面,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

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就建国以来所开展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如果我们无视张芝联先生(1918—2008)的贡献,那么这段史学史的历史不但会显得苍白,甚至还会出现空白。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史学界欧洲史、法国史和史学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张先生从不主张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的史学潮流。相反,在他的论著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中,他一直坚持保持自己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这一立场,意味着中国学者在接触、引进西方学术的时候,必须基于中国学术的传承,符合中国学界的实际需要。张先生1986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外国的经验有许多启发、示范作用。但他同时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照搬一个既有的模式或者按照一个现成的菜谱做菜”。①他在这里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形,但也可视为是一种夫子自道。张先生在1991年为高毅《法兰西风格》一书写的序言中也称赞说,“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②概括张先生的观点就是,史家必须与时俱进,不应囫囵吞枣、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照抄,因为学术思潮的形成,通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文化背景则个...     

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

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宁泊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杨翼骧先生,是当今较早攻习中国史学史的学者之一,现在虽年事已高,但仍在辛勤耕耘,坚持不辍地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指导着多名博士研究生。１９９４年盛夏,我采访了正忙于编...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风格

本期设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专栏,刊登三篇文章,论述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白寿彝、龚书铎的学术特点、学术风格、学术人生。三位史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学建设,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黄仁国先生参与过撰写《刘大年传》,积累、掌握丰富的刘大年研究资料。他从刘大年的学术著作、会议讲话、学术活动中所提炼出的刘大年治学特点,很好地反映了刘大年的学术风貌。薛莹(刘雪英笔名)老师在白寿彝先生身边工作十七年,是白寿彝先生晚年学术工作的得力助手。她写的《白寿彝先生的学术风格》,于解读白先生的论著中寓有自己的观感,严谨而富有情感。龚书铎先生于2011年11月不幸病逝。杨共乐、张昭军、邱涛三位先生以凝练的笔触,高度概括了龚先生的学术人生,是对这位卓有贡献的著名教授辞世期年的深切缅怀和祭奠。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现当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刊热切希望学界同仁更加关注和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研究。     

学习侯外庐先生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侯外庐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突出的贡献,正如白寿彝师指出的:“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它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著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①侯外庐先生的历史研究方法论,是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的内在条件,这里,我想就学     

近代新文化和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

顾颉刚先生考辨古史,无疑地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而且他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象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其后,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因此,研究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近代新文化和近代史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一、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近代新文化是近代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也直接反映出西方史学思想潮流的各种影响,其中,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史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顾颉刚     

关注历史学理论建设的史学家——为纪念林甘泉先生逝世周年而作

正"他是一位关注历史学理论建设的史学家!"——这是许多年来,林甘泉先生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当得知他离去的消息时,悲恸之际,我想到的依旧是这句话。为缅怀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就以此为题作一篇小文,以寄哀思。一1982年,在《光明日报》理论部邀集史学界同行参加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认识了林甘泉先生。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讨论有关史学理论发展问题,当议论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时,记得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李大钊和郭沫若分别从理论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

傅斯年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今天还聚集在他的故乡山东聊城来纪念他,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他确实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纪念学术思想领域的前辈历史人物,我想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对他的学术和思想进行深入的探索,以使他和现实相联接,使后人学习和继承他的成就,并从对他的局限的分析中获得教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很有影响并对中国史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学术领域也曾提出过多种见解,其中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自然是他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主张。     

张舜徽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循着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他实事求是,在以阶级分析学说研究古文字、考证劳动人民史事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其经世致用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则透 透则明 明则智 智则用——刘家和先生治学思想与人文精神探微

刘家和先生是现今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以通古今、贯中西和跨学科著名。本文试图探析先生为什么要走学问之路;为什么选择历史学,在史学领域又为什么选择中国史、世界史和古代史,为什么选择史学理论,为什么选择回应世界性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为什么选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选择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古今互鉴的研究方法,选择比较研究方法;先生作为学者的胸襟以及对学问价值与本质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彰显了先生"学术报国"的治学思想,以及关爱民族、人类和自然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学人具有启迪意义。     

培基固本、精益求精——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

本文不能通体展述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而仅为个人学习先生著作过程中对其治学路数的点滴体会。首先,先生的研治史学的基础建立于目录之学。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治目录学的特点。他早岁读《书目答问》,就悟到:读书之前必知其书(文本或文),而且必知其人(作者或献);至于如何知其人(前代作者),则又必须先论其世。这样,文本就不再是可以任意截取的一堆故纸,而是有其历史生存理由的史源学有机结构的。所以,先生学术基础之深厚,不在于材料的简单积累,而在于既博且精。进而,先生由《廿二史劄记》入手研治史学,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之大体,又注意其中提出的种种历史问题,建立起一种对中国通史的总体性把握,这又是由博开始;先生还从《廿二史劄记》中看到其自身的许多错误与问题,从而把此书既作为治中国史的上马石,又把它当作为由博返约的磨刀石。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繁富,研究之面甚广,几乎手到之处皆能游刃有余,从未落入某种跳不出的陷阱。可是,先生又极其谦逊。为什么?他为我们这些后学昭示了一条重要道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永远会自知不足,因此会真正地永保谦虚。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金景芳先生谈传统文化

金景芳先生谈传统文化吕绍纲《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嘱我写一篇介绍我师金景芳先生学术的文章。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精神前不久在《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６年第３期上已有比较全面的介绍,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先生有关传统文化问题的一些见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中国有文献可...     

白寿彝先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很快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中,他在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爱国主义、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史研究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研究等方面,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白寿彝先生积极探索历史教学中的中国通史教学方法,既充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学内容,也为他日后的中国通史撰述创造了条件。他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寿彝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学术成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