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教育模式管窥

<正>19世纪后半叶西学东渐,清末推行“新政”,围绕“启民智、育新民”的各种社会教育理念与实践,出现了新式学堂和通俗教育所等机构,它们通过普及民众知识,提高民众素养,引领与推动了地区社会教育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时期盛行的通俗教育馆（以下简称通教馆）改为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民教馆）,     

浅论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出版事业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浪潮中兴建的民众教育中心机关,其主要职责为教育民众。近几年来学术界中对民众教育馆的关注逐步升温,但主要是集中在对其制度沿革或单个民教馆个体的研究上,而对在当时出版界有着重要地位的民众教育馆的出版事业却几乎没有提及,因而本文为此做一个试论。     

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始末

一、创立及组织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综合性机构,是各地推行社会教育的中枢。其前身是通俗教育馆,最早设立的为1915年的江苏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馆。1927年7月江苏首先改设民众教育馆,其后各地纷纷改设或创办。按照教育部和省政府颁发的有关规程、法令规定,民众教育馆以“增进全民之意识道德与健康,提高国民文化水准,改善人民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为宗旨。在抗日战争期间,则以“集中力量培养民族意识,增进抗战智能,加强机构自治,促兴生产事业”为其实施方针。     

老北京的民众教育馆

解放前北京地安门的鼓楼和前门的箭楼,分别是北平市的第一和第二民众教育馆,在郊区的南苑、长辛店、门头沟、高碑店亦各有一处民众教育馆。     

近代云南电化教育初探

电化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随着电影机、留声机、收音机等电器产品的问世而迅速向世界各地推广普及开来。1908年滇越线路开通至昆明,“滇越铁路也带来了法国放映机和影片”。民国时期的云南政府从全国各地经验中认识到电化教育“其影响于民众意识与知能者实普遍而神速”,因此积极发展电化教育,主要措施是：组建电影巡回讲映队和购发各省立学校,民众教育馆收音机。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抗战前夕

1936年,我回到湖北前往武穴,一是因为钟祥南区仍然是反革命统治不能回去;二是到武穴通过我哥哥的关系,这时他已由武汉来到武穴省民众教育馆当馆员,找一点社会职业,以便隐蔽,更重要的是继续寻找党组织。到武穴后,哥哥谢敬止费力给我找了一个民众教育馆任图书管理员的差事。到武穴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了,这标志着由土地革命走向第二次国共合作,是统一进行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在这时候,一些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都在寻找党组织,并自觉做革命工作,我在这过程中做了一些事情：l、借馆宣传。就是以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革命宣传…     

木铎劝农——清末、民国年间的农事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现在是农业机构的工作，不过历史上的农业技术推广除农业机构外也曾由社教机构肩负。清末有振木铎劝农，民国年间有农民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宣教农业技术推广。     

读傅梦秋《词调辑遗》

傅梦秋(1898～1961) ,遵义市人。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体育系。曾任贵阳民众教育馆馆长、贵阳师范学院讲师、贵州大学教授。解放后任遵义市图书馆馆长。毕生研究词谱学,著有《词调汇编》,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吴世昌认为“较清人万树的《词律》为完备”。《词调辑遗》,1990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将读《词调辑遗》札记整理成文,以求匡正。     

与王修同志在陕西的时光

王修同志是20世纪我国文博考古界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他祖籍山东黄县,190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青年时代.他向往革命。改名王鹏,靠亲友的帮助和自己的艰苦奋斗,半工半读进入中学。在家乡民众教育馆主编《黄县民友》,宣传革命思想。＂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     

贵州西路事变概述

民国３１年（１９４２年）冬至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年）夏,在贵州西部和西南部郎岱、镇宁、普定、关岭、贞丰、紫云、望谟等县境内发生一起武装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事件,史称“西路事变”。西路事变不仅震惊了贵州当局,还惊动了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贵州西路各县民众,同全省各县民众一样长期遭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１９４３年春纷纷起来武装抗暴,曾攻进望谟、贞丰、普定县城,围攻关岭、郎岱县城,１民国３２年春,郎岱县那构塘人唐逊虞为反抗保安团的胡作非为,暗地串联普定、织金、纳雍…     

黄齐生在临安

谢孝思同志写的《黄齐生·萍踪浪迹》(见《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1、2期)叙述了黄先生在1927年的行踪,但没有提到他曾在临安呆过一段时间的情况。那时我正在中学念书,暑假中几乎每晚都到黄先生那儿去听他谈天说地。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临安教育局长是朱亚强,他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黄先生是熟人。因此,黄先生也在临安教育局任督学。临安是个山区偏僻小县,文化极为落后,那时只有一个民众教育馆,藏书只有三五百册,而且大都是过时书。黄先生在暑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识字运动浅论

自1929到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识字运动持续了近二十年,把清末以来的简易识字教育发展为一项以基础识字教育为核心,涵盖教育、政治、社会多层面内容的系统教育工程。识字运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配合,以民众教育馆为社会管理机关,民众学校为基本组织形式,民众图书馆为"活的教育中心",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教育方式同时进行,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成为民国教育领域中的一大亮点。其成败得失,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日伪时期通县的民众教育馆

建国前,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在通县设立了第一省立民众教育馆。这是个官办综合性的群众文化机构。它存在的时间较长,活动内容很杂,本文只将日伪时期的情况做一简要概述。     

回忆徐玉诺和鲁山县抗战巡回宣传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春,为了进一步做好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时任鲁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徐玉诺,东奔西走,广泛动员,特别是向开明士绅、殷商富户进行募捐,倡导并组织成立了鲁山县抗战巡回宣传团①。我当时参加了宣传团,和徐玉诺相处前后近两年。由于徐玉诺生活简朴、待人诚恳,     

张学良将军与开阳县民众教育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开阳县始建民众教育馆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本文叙述 1941年至1943年间被幽禁中的张学良将军转移来开阳小住三年时县民教馆所作的抗日宣传,及其组织民间文艺大会演、宣传抗战兼为少帅 41岁生辰所开展的群众性活动。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明代贵州开发的心理准备

明代贵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中央政府既有大同思想,对贵州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希望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又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结,坚持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外来移民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高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怀;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贵州土司迫于政治形势接受开发,却又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下层广大民众热心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在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时被迫反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推动着贵州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开发出现停滞或破坏。     

试论方志馆在地方文化中的新定位——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历史启示

建设方志馆成为各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由于认识局限,新建方志馆往往存在定位不准、组织不良、效益不足等问题。近年来政府及方志界对方志馆的认识取得一定突破。结合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与现实,认为要充分发挥方志馆的"综合"优势,将其定位为地方文化的"中心"机关与"综合"设施,加强社会互动,把方志馆建成地情馆、教育馆、资政馆、服务馆。     

武汉群众文化馆所的变迁

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民众素质,乃振兴中华必由之路.晚清重臣张之洞督鄂时,有鉴于此,他认为欲达此目的,必须从“劝读”入手.因此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武昌兰陵街设立“民众图书馆”和“讲演团”,是为政府创办社会文化机构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