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到区人大代表

我是台湾省籍旅日归侨,母亲是日本人.195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来汉,当时年仅一岁.从那以后,我一直生活在武汉这块热土上.     

武汉养育了我

我父亲叫吴昆山,是台湾省台中市人,十几岁时离开台湾到日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1953年他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被分配到武汉工作.l964年我在武汉出生,所以我虽是台湾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武汉是生我养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台籍身份的苦和甜

我的父亲吴锡类,1921年1月28日生于台湾,是台湾省台南县东石区六脚乡更寮庄人.22岁时去日本谋生,并在日本结婚.1974年2月20日病逝于武汉.我于194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195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到武汉.我因籍贯是台湾省的缘故,经历了人生道路的酸甜苦辣.     

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阎日勾结的联络点——僧念村

有人言及,阎锡山与日本人1940年暗送秋波,1942年紧密勾结,劣迹斑斑.从我儿时亲目所睹一桩事,可证实我的家乡汾西县僧念村,是阎日勾结的联络点之一.1942年我11岁,上小学二年级.记得在三四月的一个傍晚,传说次日有“大太君”来.碉堡上的日本人下来不少,每人手持一棍棒,强制村民洒清水,扫街道.一个日本兵闯进我家,我父亲和哥哥还挨了打,被赶上了街.气氛很不寻常.     

简述我在武汉生活的几件事

我是台湾省台中市人,今年72岁.1948年,我受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叔叔邀请,到日本谋生.1953年底,我同旅居日本的2000 余名华侨,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报名加入了第三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行列,后服从中央归侨接待站的安排来到武汉,分配在武汉申新纱厂(现国棉三厂)工作,至今已有44个年头.回国时我28岁,而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目击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脑海里频繁出现两个永远忘不了的历史画面:一是“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我的直觉感受;二是紧接着我亲历芷江受降的那一幕。那时,我是23岁的小伙子;如今,我已经是83岁的老头子了。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1931年“,九一八”日本铁蹄踏上我东北三省时,我才9岁。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停在南京江边的日本军舰的炮声隆隆震得我们家的玻璃窗直发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我15岁,初中刚毕业,就跟着父母开始过逃难的日子。一家大小十来口人,从南京逃到武汉、长沙而重庆,被日本飞机…     

溥杰自述:一桩精心策划的婚姻

一、日本关东军的阴谋却使我与嵯峨浩一见钟情 1937年我从伪满禁卫步兵团的岗位上到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去学习。那年我30岁。 这时日本关东军开始为我挑选妻子,因     

童年回忆片段

值此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不得不再让我追忆起童年时期遭遇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之苦难. 我还未入学,年仅六岁半时的一天——1939年2月4日正午时分,贵阳全市突然防空警报大作,虽然这几天都在作防空演习,有些人已显疲塌,但是,我们姐弟四人随父母还是匆匆奔至西郊一坡地的农家草屋躲避空袭.不久,即听到日本轰炸机（后得知总数18架）成群的轰鸣声,随即便响起震耳欲聋连连的炸弹爆炸声;只觉得大地颤动,胆战心惊,母亲忙用手将我双耳蒙住.     

草拟受降书的曾景昌

2002年,我在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探亲期间,有幸在《圣路易时报》上看到一篇有关曾景昌先生95岁大寿的报道。曾景昌老先生是贵州贵阳人,194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时,他代表中国政府起草了一份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书。在远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看到了这位贵阳老乡的传奇人生,我心中无比激动,     

我在游击队打岗楼

正我叫孟庆玉,现在住在河北省河间市光荣院。1927年,我出生在河间市沙河桥镇南康屯村。1943年日本侵占我的家乡后,16岁的我开始参加敌后抗日游击队。下面,我说一说当年打游击战,特别是攻打日军岗楼的情况。"跟日本人拼一下"我从15岁开始扛活,就是去稍微富裕点的农民家里打工、干农活。我去的是沙河桥镇一个叫闫虎的富农家,做一些喂牲口、     

在抗日战争岁月里

许多老同志都经过抗日战争,在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莫过于八年抗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杀戮中国人民的阴影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下面是我所亲历和知道的几件事。参加抗日工作我15岁时,也就是在平型关战役后的1937年10月2日,我亲眼看到八路军经过我们村来到河北平山县。他们是一     

失而复得的鲁迅题诗

1930年8月,我在朋友的劝告下,决定东渡日本,暂时避避风头.临行前,我和冯雪峰说,想请鲁迅先生题几个字作纪念.随后我便去了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到1932年4月初,雪峰给我送来了鲁迅先生题赠给我的一首诗: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松泉先生属 鲁迅 我高兴地接过鲁迅先生的题字,当即送到裱画店去装裱成一幅单条.先生这首诗,我的理解是借我的日本之行,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杨大辛:目击“天津事变”

1931年11月8日,仅仅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纠集一伙乌合之众,制造了一起武装暴乱事件,史称“天津事变”.这伙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所以习惯上又称之为“便衣队暴乱”.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大辛先生那一年刚刚6岁,那段日子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1931年11月的那几天,日本人的炮弹就在我家的房子上面飞来飞去,可以听到数不清的爆炸声和枪声,我当时十分害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就是日本人组织的一群汉奸在袭击天津警察和保安队.”     

新娘半夜跑了

我的老家在山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一直打到我家乡。父亲生前是个小手工业者,被日本人杀害了。母亲当时才30多岁,一个人带着6个孩子,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     

解放前汉口生漆的对日贸易

1905年,我时年15岁,因家景清寒,经邻舍介绍到上海日商东亚公司西药房学徒.翌年,由于得日人津村岩吉的提拔,带到日本东京充津村顺天堂西药房学徒,并允许我半工半读.两年卒业后,升为正式店员4年.1911年夏天,因患病回国,适逢辛亥起义,避居汉口日本租界.因我懂得日语,认识了斋藤洋行老板斋藤作五郎,得进该行充华籍职员经手生漆业务20余年.兹今就解放前汉口生漆对日贸易之情况,仅凭记忆所及,介绍如下;     

中国改造史上的壮举

1956年,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独立地审讯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举世瞩目;1984年,日本“中归联”(全称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邀请中国管教人员访日,“师生”相聚,热泪言欢,震惊全球.忆当年,我被分配到山西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办公室任管教组长,说实在的,我真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我叔父遭日本兵杀害,战友们一个个倒在他们炮火下的惨景历历在目,因此,我一看到日本兵就从心眼里恨,我真想亲手杀他几个才解恨,现在竟让我象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去说服教育和改造他们,我真不情愿.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使我明确了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实施管理教育的深远意义,思想逐步开阔了.作为革命者,不能只局限在个人恩仇怨恨上,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一切从革命的利益出发,用自己辛勤的努力,坚决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给战争犯罪分子创造一个好的改造环境,将原省公安厅看守所粉刷一新,床铺进行了修整,新辟了图书室、医务室、澡堂、运动场.     

我爱我的美术教育工作

1953年秋,当时我7岁,随父母从日本回到祖国.父母带着满腔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被分配到武汉工作,我就读于武汉市实验小学.我初中毕业后经市侨办介绍进入父母单位工作,当时父母单位非常关心培养我,由组织出学费送我上了业校(市二业中学).     

原子弹爆炸前夕的广岛

1944年.毕业即失业,处于困境中的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漂洋过海到达东瀛,去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这是我们校长的推荐,他称我为“高才生”哩！这也是我帮一位在日本执教的同窗好友一点忙,因他有重要的家事,亟待回国解决,求我代他教课,可短期亦可长期。那时我是“待业青年”,25岁,“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吴秀凤和她的事业

吴秀凤祖籍在台湾省台南县,父亲22岁时为谋生从台湾去了日本,之后与日本女子网崎皆子成婚.1947年吴秀凤出生在日本.1953年,她全家六口人从日本大阪回到了五星红旗飘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分配到武汉安家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