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活着欢"(十二)

对于一个读书人,不能读书或没有书读便是个极大的痛苦。而“无产阶级化大革命”的到来,就把我们推人了这样一个时代。     

我叫"活着欢"(二十)

二十三、被默许的解冻粉碎“四人帮”以后,传统戏曲率先恢复了一些剧目。第一个“闹得水响”的是《逼上梁山》,因为恢复它有惯见的标签可贴,毛主席在延安看了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给平剧院的一封信,足以封住动不动就批判的那些人的嘴。于是全国各地都响起林冲那悲怆的歌唱。地方戏曲也紧紧跟进。看了十年样板戏的人们, 突然发现传统戏是那么绚丽多     

我叫"活着欢"(二十二)

二十五、我家的生活节节高 我最不喜欢外地人动不动拿夏天的乘凉来嘲笑武汉人,如果他们也住在武汉,又没有电扇、空调这些东西,在入夜天不凉的时候,一样会光着脊梁上大街的。他们的嘲笑实在有点站着说话腰不疼的味道。我小的时候,家里有自家的晒台。且比一般人家的晒台大一倍．所以全家都在那上面乘凉。因为在屋顶上。凉起来快,乘凉的人没有谁是打赤膊睡的。只有巷子里的走卒贩夫,铺子里的学徒,因为没晒台可睡,才在街上光脊粱睡．     

我叫"活着欢"(二十七)

三十、迟到的“快枪手”知道我60岁以后还能在集中写作时有每天6000字的速度,不少朋友都夸我是“快枪手”。其实在我心目中,曲艺界真正的快枪手是夏雨田,他能够一夜间写出1万多字的曲艺联唱《全线绿灯》,写出300行的快板书《算不     

我叫"活着欢"(二十五)

二十八、住在豪华宾馆写作用阿Q的话说,“我也阔过”。我搞写作一旦有了机会也能“吃香喝辣”,住进高级得叫人不敢想的地方。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也曾在一个部队高级干部疗养院里的军以上干部用的一幢小楼里住过两个月,一般人敢想吗?那地方当年叫武汉部队156医院。因为武汉市说唱团的书记柳华珍的女儿邝云辉在那     

我叫『活着欢』(十六)

19、《杨柳寨》与京山县的朋友（上） 《杨柳寨》是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评书.又是见诸铅字的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创作中砍去30万字,重新结构以后,成书时还有45万字.同时它也是我创作历时最长的作品,从开始构思到1986年出书,硬是经历了22年。     

我叫『活着欢』(十五)

十八、镇一回,震一回“文革”到了1975年,有了一些悄然的变化。一向批判“封资修”的气氛突然松了一点,传出了“江青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读读六本外国小说”。列出的清单十分具体,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红字》、《红与黑》等。凭良心说,那时候我们想读外国小说已经到了“渴卤”的地步,有这传言就算有点根据,管它是真是假,读了再说!于是迫不及待地去借,开会时盖在批判文章下边或《红旗》杂志下边偷着读,读了偷着乐。     

我叫『活着欢』(十八)

二十一、把徒弟推向业余舞台 1974年夏天,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个小伙子,说他叫孙仲江,是江岸车辆厂子弟中学应届毕业生,在学校期间是学校艺骨干,在《白毛女》中跳大春,还喜欢说评书,只听了我一次口技表演,就学我的样子弄了一段口技,想给我当徒弟……     

我叫『活着欢』(七)

武汉艺界流行着几个关于我的笑话,无一不是与我的眼睛有关。当事人的亲历一般不被人相信,而坊间的版本却很流行,这类“沉冤”之事不知找谁可以申雪。     

我叫『活着欢』(九)

在说唱团呆了整30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是这样几件：谈创作、讨论节目、谈表演。     

我叫『活着欢』(十七)

20、《杨柳寨》和京山县的朋友(下) 说到京山的一班朋友,必须要说程义浩。他和我相识较晚,是上世纪70年代末由张长缨介绍认识的,他原本是业余诗作者,由此而调入县文化馆,与张同事。共同爱好使他们惺惺相惜,我到京山时便多了一个谈诗论文的朋友。每有聚会,就有程义浩和何帆(时在县文工团乐队,没事写写诗,自编自集自画题头尾花的诗集做得十分诱人,恨不得看完     

我叫『活着欢』(五)

1962年上半年,我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走红”了。不是由说相声、唱快板、唱大鼓或唱歌“红”起来,而是由一本书——罗广斌、杨益言合的小说《红岩》,而我将它改编成了评书,一下子说“红”了。     

我叫『活着欢』(二十一)

二十四、《挂牌成亲》和它众多的生活原型“麻木县长”撞动我的心灵,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让我调动了记忆中的储存,想起了“文革”中被扭曲和扭而难曲的人们。在这里,这县长的经历就像杯酿酒时的(?),将记忆发酵,一步步变为作品的酒。     

我叫『活着欢』(十三)

1972年6月,我从“五七干校”分回说唱团工作。尽管当时运动未结束,我眼里看见的说唱团却有一些新气象。     

我叫"活着欢"(十)

1966年元月,团里给了我一个月假期,让我到上海去配“无形眼镜”(现称为隐形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