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儒家文化近几年来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可能主要是由下述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改革向纵深发展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人们感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它一方面涉及社会体制结构的根本改造.另一方面也涉及文化观念和心态习惯的根本改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统根基太深。这个传统曾经顽强地反复生长出同一种文化果实,因此若不能予以清算,现代化事业将十分渺茫。因为我们赖以建设现代化的基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陈袭太深的古老国家。如果说几年以前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太明确的话,那么儒学文化讨论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标志,所谓儒学文化讨论,其实就是以一个具体题目展开的中国传统文化讨论,其目的显然是在反省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基础,以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它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是够份量的。 第二个原因是,一批海外汉学家,尤其是一批华裔学者提出儒学有再度复兴的可能。他们以二次大战后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为依据,特别是以所谓工业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的出现为依据。引用一些国内不大熟悉的新理论方法,论证儒学在当代和未来中国有生命力的种种可能。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对此作出的反应差异     

企业文化理论及其实用性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化的变革必然被提上议事日程.社会每一个成员,不管他意识到或不意识到,其实都成了文化变革的参与者.近些年,关于文化的研究几乎成了学术理论界的热点,新的文化理论,新的文化学术语不断涌现,有的如 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却因为和中国的历史、现实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企业文化”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企业文化”属现代文化范畴,和文博单位的关系也不密切,但我们觉得它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丰富内涵,它的理论和方法对管理一种社会机构的作用,仍然有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为此,1988年,我们编辑部发起组织了“企业文化”讲习活动.活动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本专栏发表的就是这次活动中收到的部分论文.发表这批材料,一方面是尊重专家学者的劳动,反映他们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表明,《东南文化》固然是一份主要刊载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刊物,但编者并没有忘记现实,我们应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一部分博物馆人士近些年提出“博物馆文化”的研究课题,我们想:“企业文化”作为一种     

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读《〈仪礼·丧服〉考论》

古代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我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历史就是“礼”的历史。传统礼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以现代学术视角对传统礼学进行探讨研究则是清理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丁鼎博士的新著《〈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就是一部对传统礼学进行现代阐释的成功之作。     

胡适对儒家文化的基本态度

胡适对待儒家文化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 ?对此基本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他是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 ;另一种意见认为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特别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笔者认为 ,胡适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他之所以早年反孔 ,晚年又“崇儒”,原因不在于态度的转变 ,而在于“反孔”与“崇儒”的内涵有所不同。胡适早年“反孔”反的只是定于一尊的孔家店——即儒家的意识形态 ,而对于作为学术思想的孔子学说精华部分的态度 ,则始终是不同的。为便于讨论起见 ,我们有必要首先界定“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的联系与区…     

中国文化传统与日本的现代化——兼析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思想之影响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探究其原因,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热门课题.特别是概观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与香港、台湾、南朝鲜、新加坡“四小龙”新兴工业发展地区,认为儒家思想成为它们经济高速发展极为重要的原因.更有甚者,有人称其谓“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主要理由是日本现代化的实现,是在它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了根植于日本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凝聚而成的民族素质,本文试图在概述日本现代化进程及其成功奥秘的基础上,评估儒家思想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阐明中国文化传统对日本现代化所发生的影响;最后,提出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若干思考.     

新方志记述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社会主义新方志,反映时代的天翻地覆变化,在记述内容上远比旧志丰富多彩。随着编写经验的积累和方志编纂理论研究的深入,新方志在记述内容上又有一些新的突破,增记社会意识,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突破。本届修志之初,方志界曾对是否要记社会意识有过争论,持否定意见者居多。主要认为：社会意识是“虚”的、空的,县缺少地方特点,无须记述;社会意识看不见、摸不着,难o．ffe定量分析,无从记述,历代方志在这方面没有先例,如何设置篇目,怎样进行竖写,均缺乏研究和实践,无法记述。主张记述者则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     

充分挖掘礼仪课在中等职业学校的作用

礼仪,是中华传统美德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身居礼仪之邦,应为礼仪之民.知书达礼,待人以礼,应当是当代社会成员的一个基本素养.结合调查情况得知,学生们普遍对社交礼仪有迫切的需求,我们选定“融洽人际关系,共刨和谐校园”为礼仪教育教学的重点突破口.     

浙江“文物之邦”的形成及其标志

浙江乃“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这是清代初叶,人们对浙江的赞誉.文物之邦也就是文化之邦,文化发达的地方,实际也是对浙江历史发展的总概括,对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总评价.因为当时的浙江,确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一种典型地区.当时的浙江是现代浙江的昨天.弄清“文物之邦”因何而云然,对研究中国的昨天与关注浙江明天的人,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对和谐社会理念下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有社会学专家认为,民族问题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为突出、最为敏感、波及面最为广泛的一大社会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问题不仅是要长期面对的问题,而且还是当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中之重。和谐社会理念的建立,可能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因为和谐社会理念的核心前提就是承认和容纳社会文化多样性。当前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少数民族的参与和融入,就不是全民族的现代化。而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包括其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共同发展。以往人们谈起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大多只重视经济的发展,往往忽略了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发展,为此,本文从社会和文化两方面谈几点思考。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指洪秀全、洪仁Gan,李秀成等人关于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一些观点,涉及中国人拜上帝的历史,创世纪与人类始祖,洪透全的宗教使命等。他们认为中国人拜上帝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传说中的“盘古”就是上帝始造之亚当,中国人来自西方,于“代羲前一二代间”“由川陕入中土”; 透全就是《圣经》中的麦基洗德,洪透全不同于耶稣的宗教使命是扫除偶像,建立地上天国,这些观点显然与正统基督教史观不相符合,究其原因,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无知和猜测,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误解,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修正”,从主观上说,其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使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阐述和解释适合于他们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宗教与政治运动的需要。     

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建设

近代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不仅表现为经济的结构转型,同时也表现为政治的理念更新。由此而言,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个系统工程,是包括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社会转型。经济的结构转型必然引发政治的理念更新。两者的起点可能有先后的时间之差,但实质是相同的,即都是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过程。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孙中山,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是其中一项突出的贡献。     

浅析陈寅恪与费正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有许多争议,文中选取两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陈寅恪和费正清,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有新的答案。学术界最近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是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就是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认为。同时对于费正清的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现代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他可贵之处。     

浅谈伏羲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要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创造有文化价值的环境艺术空间。伏羲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用现代手法诠释伏羲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改造

“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改造李子文现代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传统文化的改造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改造传统文化的方式。＂整理国故＂就是五四时期人们企图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时代需求的一种努力,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经验。...     

百家传统与中国现代化问题杂思

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源泉,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最终要落脚到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是中华民族主体思想的形成时代,百家传统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对后世影响甚大。研究百家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进而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协同,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帮助的。     

西体中用：中华圣公会教堂的本土化适应之路

中华圣公会教堂由20世纪初华北教区主教史嘉乐在北京建造,教堂设计遵循"本土文化和基督教相一致"的传教策略,体现西体中用的设计手法,外观造型拼贴中国元素,内部空间继承西方传统,建筑结构采纳现代技术,施工建造依赖中国匠师。教堂既满足宗教功能需要,又顾及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有机融合,教堂最终能够"生存"下来,这既得益于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宽容力量,也得益于交流双方的相互尊重与认同。     

灾荒文化视阈下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中国是“差序格局”。中国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浅谈珠海市乡土风俗文化的继承与开发

珠海作为一个滨海城市、“百岛之市”、历来的“海防要塞”,以其独有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形成的祭祀、亲友聚集、庆典等乡土风俗文化,体现了中西合璧、现代与传统相互融合的文化特色,代表了典型的岛民、渔民社会人情交流的方式,但往往这种文化在现代化的都市进程中很容易被忽视和流失。我们应积极地继承这些传统,找回遗失的“人情味”,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合理地开发这些极具地方色彩的乡土资源,为珠海城市的文化产业注入新的生机,带动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     

汉代“酷吏”——郅都

郅都,也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酷吏传,第一个写的就是他。然而,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一提起“酷吏”,大家更多地想到的可能是周兴、来俊臣之流以及“请君入瓮”的故事。人们一致认为,这些人做官便是如狼牧羊,他们一个个心狠手辣,专以整治人为能事,类似于现在所说的“迫害狂”或“虐待癖”!不错,“酷吏”的共同特点就是;冷酷无情,贪婪无度！可是,郅都不然。其人冷酷有之,贪婪则无,而且廉洁奉公,堪为楷模。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自称中国人,而当地中国人叉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泰国政府叉把他们当作难民,当成少数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是汉人,说汉语、写汉字、恪守儒家文化,将之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