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西天后宫的地理分布探析

清代时,天后宫遍及广西各地,其空间分布呈现出桂东地区多、桂西地区少的格局,这与清代时大量的广东商人进桂密切相关,广东商帮的力量是天后宫在广西各地广泛分布的主要原因。天后宫的空间分布实际上就是广西各地区广东商帮的势力分布东强西弱的折射,反映了两广之间的地缘吸引力。     

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

以善后设施为主体的慈善设施,是各地域商帮在经营地联络、团结乡人的基本设施,各地商帮建立的地缘组织会馆,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相应的善后设施,不少商帮甚至在正式建立会馆前已有义园等设施。徽州商帮是著名的地域商帮,对慈善设施极为讲究,到处广设,这些设施在其发挥商帮的群体优势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林林总总的既有研究中,无论从徽商角度,还是从会馆角度,以及从社会慈善事业角度的论著,似乎都还未涉及到这一点。江南是清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徽商最为活跃、势力最雄的地区。江南的苏州是鸦片战争前全国最为重要的工商都…     

龙游古村落群商帮缔造的天下

浙江西部,群山环抱中的小县城龙游,聚集了上千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它们的缔造者,是中国十大商帮中唯一一个以县级行政单位命名的“龙游商帮”。无论是村落布局还是建筑遗存,这里都透露出龙游的辉煌往事——一批从浙西山区里走出来的商人群体,既无官府支持,又没有强大的宗族势力,     

山西会馆考略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西向,东进南下,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他们在驰骋全国商界的同时,逐步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集团。山西商帮集团性加强的标志也在于其大量会馆的出现。 基本概况 明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界竞争日趋激烈。商人与商人之间,商帮与商帮之间,“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1)在激烈的竞争中,旅外同乡深刻认识到:“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 (2),必须团结同乡仕商,“广其业于朝市间”。于是他们…     

客家商人在壮区——壮族与客家经济关系研究之一

客家商帮是壮族地区重要的商业群体,他们是迁入壮族地区的客家人中的佼佼者.客家商人在壮族地区从事商品生产、商品买卖、创建圩市以及经营工矿业等活动,带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壮族与客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百年传承的徽商家风

<正>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所属六县（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商人组成的商帮集团。徽商在明初崛起,明中叶到清中叶发展到鼎盛阶段,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徽商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帮,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范金民大约自明中期起,著名的地域商帮如安徽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江西商人和龙游商人等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在苏州西南太湖中的洞庭西山和东山,也崛起了一个四出经营、颂之人口的洞庭商帮。就兴起...     

一部颇具特色的商人研究著作──《中国十大商帮》评介

一部颇具特色的商人研究著作──《中国十大商帮》评介曹天生众所周知,中国明清商帮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已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并已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但如果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作较为全面的审视,就不难看出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概而言之,主要有二：其一,重个别研究...     

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六

清代湖南城乡活跃着十多个省的商帮商人,其物质基础是湖南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关于清代湖南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详细情况,我已发表过三篇文章,在此不再赘述。清代湖南城乡各地方商人,是商品生产者与商品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清代湖南城乡究竟有哪些外籍商人?各地方商人的经济实力如何?他们又是怎样进行贸易活动的?这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湖南本地商人的情况,我将另文述及。一、江西商人。江西商人又名豫章商人,在明清时代,是我国著名的商帮之一。“(湖南)东界最近江西,商贾者有吉安、临江、抚州三大帮。余相牵引,不可胜数”。③所以,江     

旅汉皖南同乡团体的近代经营与社会主义改造

同乡团体是传统商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以来,以徽商为主体的皖南商人麇集于武汉三镇,太平天国战后并未衰微,皖南同乡团体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本文基于对调查报告的回溯式分析,考察新安六邑同乡会等同乡团体的经营、管理,及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细节,从侧面梳理近代皖南商帮的变迁与解体过程.     

徽商及其网络

本文拟透过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从网络分析这个视角对中国明清社会加以考察。一、明末清初的徽商网络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徽商和山西商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财力最为雄厚的两大商帮。当时,这两个商帮的中坚力量都在从事获利丰厚的盐业。万历四十五年(1617),盐业纲运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有利于徽商对于两淮盐场的控制。此后,徽商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祁县商帮形成的历史原因

历史上山西人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而祁县商人则是晋商的杰出代表。祁县商业历史悠久,声誉远著。明代中期以来,便已结成了财力雄厚人数众多的祁县商帮。进入清代以后,发展更快。祁县人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甚而远至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朝鲜的平壤、仁川、汉城,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以及南洋各地。其财力之雄、经营范围之广、商业网点之多、从业人员之众其他各县不可比拟。“金祁县”因以得名,誉满天下。祁县商帮的形成,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历史原因。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祁县地处山西省中部,太岳山北麓,太原盆地南部,汾河东岸。地…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试论明末清初广西的外省高人群体

明清时期广西本土商人实力薄弱,外省商人成为广西商业的主导者。清初政局甫定,广西的外省商人便形成了几大群体,其中以湖广商人和广东商人为主,江西商人、云贵商人、浙江商人等次之。这些外省商人涉足的领域较为广泛,包括经销日用生活必需品、贩运食盐和木料,参与采矿,有的还发放高利贷,甚至远至安南经商,体现了商人贸迁天下的精神,对桂商的崛起具有启示意义。     

试论明末清初广西的外省商人群体

明清时期广西本土商人实力薄弱,外省商人成为广西商业的主导者.清初政局甫定,广西的外省商人便形成了几大群体,其中以湖广商人和广东商人为主,江西商人、云贵商人、浙江商人等次之.这些外省商人涉足的领域较为广泛,包括经销日用生活必需品、贩运食盐和木料,参与采矿,有的还发放高利贷,甚至远至安南经商,体现了商人贸迁天下的精神,对桂商的崛起具有启示意义.     

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兼论商人群体的时代局限性

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群体不断增强的财富力量和社会影响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从豪民社会向富民社会转变,这从商人群体自身财富力量的发展和因商人而改变的诸多规制可充分体现。唐宋商人群体是在国家管制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官商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商人财富迅速扩大,但也隐藏了严重的社会后患,那就是日益强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规定了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富民社会没有走向市民社会,而是走向了没落。     

晋商兴盛与境内商品经济的关系

山西商人历史虽然悠久,但真正兴盛起来,成为国内一著名地方商帮,则始自明代,更盛于清代.晋商的兴盛,有着诸多因素,重要的是境内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一个地方商帮的兴起,如果境内没有可资推销的商品,它就不可能向外地外省发展,也就不可能有较多资本的积累而成为富商.所以,研究山西商品经济发展对晋商来说有着重要的关系.     

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的乡族特征

泉州安海商人,在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入清以来,随着郑芝龙、郑成功集团的衰亡,安海商人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而与此同时,泉州府晋江县沿海地带的商人们,却能够依仗海洋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因时而起,得到较快的发展,成为清代福建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商帮.特别是随着清代中期台湾经济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大陆经济交往的发展,晋江沿海商人形成了以闽台海峡两岸贸易为重心、兼及东南沿海船运商业的经营模式.清代晋江沿海商人在经营上的成功,是以充分利用家族、乡族的互助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家族、乡族的联系纽带又使得商人们在经营关系和经济关系处于比较错综复杂的境地.这种比较复杂的经营关系和经济关系,将对商业资本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和阻滞的作用,因而对于以往关于家族、乡族制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说法,有必要予以重新的审视.     

清季祁县籍金融家袁兰与他的《币制刍言汇志续录》

<正>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同仁,不忘"挖掘、整理、研究、传承"之初心,十多年来,搜寻整理了较为丰富的祁县历史文化名人、晋商劲旅祁县商帮的史料。在晋商史料中,大多为走口外旅蒙商的内容,闯关东商人的内容十分稀缺。近日,宋庆林研究员从民间发现袁兰著作《币制刍言汇志续录》(民国四年刊印),并以高价购买,成为祁县商帮闯关东经商的首份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