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爱因斯坦

读爱因斯坦会发现,他很正直,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且极富亲和力;他天生波希米亚人的艺术气质和长相,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幽默风趣;他那纯朴、善良、茫然,忧郁的表情,打动着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喜欢爱因斯坦的文章,很有些年头了。手边一套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范岱年译),从贵阳带到北京,北京带到昆明,又从昆明带回贵阳,放在书架上最方便的地方。尽管后来出了《爱因斯坦全集》,我还是喜欢许良英、范岱年老先生的译本。毕竟是老先生,     

昆明孙髯绝妙词 史实确凿怎能改

2000年7月28日,《中国楹联报》刊登了湖南唐贻棣先生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考辨》一文,他根据《新编曲靖风物志》中的《曲靖孙髯翁与昆明大观楼长联》一节,加以摘要介绍说：该书“首次披露此联作者为曲靖孙髯翁”,并认为“否定长联为昆明孙髯所作依据充足,应当成立。”其实,这一观点已提出来十余年了,1987年6月6日《云南日报》就曾刊出过曲靖赵宏逵先生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质     

西南联大文艺社忆旧[上]

从《文艺》壁报到文艺社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之初,就诞生了群众组织和校园文化活动,出壁报就是一种基本的活动形式。１９３８年秋成立的群社,除主办文艺专题讲座外,还出版综合性的壁报《群声》。冬青文艺社是从群社的文艺小组发展而成的,后来成为联大文艺团体中的老大...     

闻一多《易·泰卦》“匏瓜”说新证

闻一多先生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以继承、发展、创新的观点全面地研究了《周易》,其成果,便是他遇害后由朱自清先生编入《闻一多全集》中的《周易义证类纂》。闻先生在该文的前言中说: 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 百数十事。删汰芜杂,仅得九十。即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根据这些原则,他将《周易义证类纂》分成“有关经济事类、有关社会事类、有关心灵事类”三大类。类下又分“器用、服饰、农业、刑法、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等二十一项。仅从他的这种分类上,便不难看出他的研究工作的创造性——把《周易》从“玄境”拉回到“人境”中来。     

巴金在重庆沙坪坝的写作生涯

巴金是抗日战争中的1940年10月,为发展抗战文化事业,筹建“文化生活社”重庆办事处,由桂林经昆明来到重庆的。先后寓居沙坪坝三年之久,沙坪大地留下他不少足迹,与沙磁文化区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宏篇巨著《火》（第二部）、《寒夜》《憩园》和《第四病室》,有的在沙坪坝开篇,有的在沙坪坝脱稿完成。中篇小说《还魂草》取材于沙坪坝,是...     

杨修文学三题

后汉杨修的文章散佚严重,笔者辑得其佚文《五湖赋》;根据当时的唱酬习惯和创作环节,他的佚文还当有《柳赋》一篇。另外,杨修本应写作《鹖赋》,但是终于未作,这反映出他夹在曹植和曹丕中间尴尬的文学创作环境。     

十余载笔耕不辍 地方志硕果累累——昆明市地方志工作获大面积丰收

昆明是历史文化名城,编修地方志有着优良传统,早在明代即开始编修志书。现昆明存有旧志40余部,其中较著名的有(康熙)《云南府志》、（道光)《昆明县志》、(民国)《续修昆明县志》、(民国)《昆明市志》。其中民国13年(1924)修成的《昆明市志》是昆明市的首部市志。该志记载了昆明从远古至1924年的历史与现状,分历史沿革、山脉、河湖泉、气候、物产、机关、财政、卫生、教育、交通等19类,17万字,范围涉及昆明市及近郊。     

《布衣将军卢焘》解开历史谜案

正《布衣将军卢焘》所述黄死于林中伏击的经过,印证了《黄武毅公墓志铭》等文献的说法。黄毓英是推动云南重九起义的先行者。他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由崇信"民贵君轻"的儒家信徒,转变为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1908年,他经过缅甸潜回滇西,换上民族服装,奔波于瘴疫严重的地区,把干崖建成革命根据地。1909年4月,他在昆明组织"云南革     

怀念陈沂将军

陈沂将军2002年7月26日,以90高龄去世了。仁者本应长寿,以他在晚年仍然思路清晰,常常准确地评点文艺界时弊的精神状态,以及比同时代老人健康得多的身体素质,我觉得他还是走得过早了!我是在一个严峻场合初识将军的。1955年初夏,我和林予从昆明去北京修改电影剧本《边寨烽火》。那次出行不利,刚在西四石老娘胡同的中央电影局招待所住下,只听了一次中央电影局长、老作家荒煤对剧本的意见,还没来得及开始修改工作,就遇上了那场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毛泽东亲自过问了“胡风问题”,并为《人民日报》发表舒芜交出的胡风书信写了措词严厉的前…     

援华美军眼中的昆明旧影

60年前的家园是什么样？ 谁能记住那战火飞扬时天空的颜色…… 二战时期昆明曾一直是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由于美军飞虎队的拦截,日本人再也没有敢轰炸过昆明,这至今还让昆明人对援华美军饱含感激之情。美国《战争工作》记者保罗·伯彻以援华美军的视角记录下了昆明60年前战火纷飞的历史。     

灾难的儿子——记公刘

公刘久病后,在２月７日去世了。听说,他在病中时,他女儿曾向北京求助,可见医疗条件的不如意。这个灾难的儿子,不仅走早了,还走得很难。令人思之黯然。公刘少年时就有诗名。抗战期间,我虽然与他同在赣江源头那座小城,相互认识却是１９５０年春随军进入昆明后;１９５１年我调入云南军区文化部,他早在《国防战士报》工作,同住一个院子,朝夕相见,也就常能谈文论艺。他１９２７年出生,比我大两岁,在南昌读大学时就加入了反对国民党旧政权的进步组织,从而被通缉逃亡香港,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报刊工作。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他在我们这些年轻军人当中,也就显得较成熟有学识。我们编辑的《文艺生活》月刊,若要发表重要的理论文章,如阐述文学和《矛盾论》、《实践论》的关系等,文化部副部长兼刊物主编苏策都要约请公刘来写。苏策考虑到：当时是供给制,军队干部没有余钱养家,这既可让公刘得些稿酬去赡养父母,也只有他能胜任这一理论性写作。刊物每期都要选一些文学精品刊在封二上,公刘的诗作《远离北京的地方》就是刊在这版面上。《解放军文艺》转载时,易名为《守望在祖国的边疆》,从而传诵一时。１９５２年夏,冯牧接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后,把他调入文化部,使他的诗作更多。１９５３年冬...     

白族爱国诗人赵式铭

赵式铭,字星海,号弢父,晚号翁,云南剑川人,生于一八七○年,卒于一九四二年,是一位近代的白族爱国诗人。生平著作已出版的有:《白文考·文考·么些文考》(辑入《新纂云南通志》)、《云南光复志·起源篇·建设篇·西征篇》(辑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考察四川灌县堰工利病书》(辑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等。未出版的有:《希夷徵室诗抄》、《浩劫余生录》、《睫巢随笔·楹句》、《滇志辨略》、《汉书传补注》、《弢父六十自述》等。他在青年时期,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光绪二十年,他到昆明应乡试。因为在试卷中“放言时务”,考官认为他“(马交)而未醇,实有碍于磨勘”(《弢父六十自述》),只勉强给了他一个副榜的功名,然而,最使他感到痛彻肺腑的,是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所以他在落第归来,在故乡任高等学堂校长时,曾给学生们写了一些勉励他们立志救国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李士厚先生有关郑和的遗诗

先生生前诗词,每有所作,必然自己刻写蜡纸,出版少许油印本,馈赠亲友;有时也给我寄来手抄稿,我们之间时有酬唱往来。他自编的诗集,曾汇集数百首;名《李载庵诗词选》,没来得及出版。他在返回昆明后,专心致志,埋头写书,终于完成一部20万字《郑和新传》;又马不停蹄、手不停挥,准备写《赛典赤赡思丁传》。正在积极准备参加1985年7     

我所认识和理解的孙犁

从慕名到相识我和孙犁相识较晚,那是日本宣布投降不久,他由延安重返冀中之后。当时《冀中导报》在河间,孙犁奉冀中区党委之命与报社住在一起,负责编辑《平原杂志》和《冀中导报》的文艺副刊。那时他可以说是“十分繁忙”。上半月,孙犁经常到各地体验生活,搞创作;下半月回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就又走了。《平原杂志》先后出了六期,他仿照鲁迅编杂志的方法,每期都要写较长的编后记。除了编刊物外,他还在河间第八中学教一个班的国文。他这样做,除了有意模仿“五四”以来某些城市作家的职业习惯外,“还有调剂生活的意味,跑跑路,…     

汪曾祺作品的诗意哲学

汪曾祺的文字是温暖的,这种温暖源于他生活中的诗意哲学。以苦作乐的哲学。汪曾祺的一生有许多不幸,这些不幸在他看来都充满诗意。他打成右派后,在昆明纱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呆了四年,前两年扛过八十公斤重的麻袋粮,干得最多的是喷“波尔多液”农药。后两年是在研究所打杂,主要是与马铃薯打交道,画《中国马铃薯图谱》,还写了许多与马铃薯有关的文章,俨然一个研究马铃薯的专家,过年时还带着自己种的马铃薯回家,与家人共尝。那四年,他与当地的人非常亲近,相处很好。他认为,在纱岭子这几年,对他确立今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汪老的人生平淡、传奇而又充满诗意,在这充以苦作乐的诗意人生中,他写下了许多充满诗意的文章。     

灰烬中的钻石

82岁的瓦依达,是比基耶斯洛夫斯基更伟大的波兰导演。奥斯卡早在2000年把终身荣誉奖给了他。柏林拖到2006年也向他颁出终身成就奖。谁又能料想,他在风烛残年,还能拍出恢宏史诗呢。尽管柏林和奥斯卡都舍不得再把荣誉给他,但在我的眼里,《卡廷森林》无疑是近十年最伟大的电影。     

陈逸飞本身就是神话——忆对陈逸飞的最后采访

逸飞先生驾鹤西去竟已15周年了,要不是朋友提醒,我几乎忘了,因为我的手机通信录上还保存着他的号码,好像他并没有走,还是那样不知疲倦地在忙着他的大视觉,他还会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在网上搜索自己写过的有关他的文章,没想到居然搜索到一篇1998年发表在《焦点》杂志上的文章,题目竟然是《陈逸飞的活法》。记得那时我给某报采写了一篇《陈逸飞:寻找曾逃亡上海的犹太人》的长篇通讯,说的是陈逸飞拍《逃亡上海》和《上海方舟》这两部电影中的动人故事。     

论斯特拉波的“求真”意识

斯特拉波是古罗马时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代表作《地理学》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斯特拉波撰写《地理学》时广泛取材,既重视实地考察所获一手史料,又看重同时代人和前辈学者提供的信息,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谨慎地分析和选择。他不仅保有敏锐的怀疑精神,质疑已有成说,批判错误观点,还在此基础上或正本清源,或提出新的解释。他对存在争议的问题,不下定论,呈现众说;明晰自己的局限性,不断言无根据之事。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表现出强烈的"求真"意识。     

我所认识的出版家汪原放

汪原放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整理工作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卓有建树。他是我国第一个对中国古典小说用新式标点并进行分段的先行者,早在１９２０年就出了《水浒》的标点本,以后继续标点出《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十多种名著。解放后,他先后任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他翻译作品有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流浪人契尔卡士》以及《伊索寓言》、《一千○一夜》、《鲁滨逊飘流记》等外国名著。汪原放是我极为尊敬的老一辈的著名出版家。我们有三度同事之谊。他长我２４岁,我一直叫他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