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

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美〕罗斯玛丽·福特著沈志华译译者按：本文作者罗斯玛丽·福特是美国研究冷战史的知名学者,发表过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著,在西方颇有影响。本文对８０年代初以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情况作了...     

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

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     

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

近年来,由于俄国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和公布,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已经逐步为各国研究者所了解。中国的参战,即抗美援朝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中美之间的战争。同时不能忘记,这也是自冷战爆发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较量。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进程中,特别是在历次战局转折的关键时刻,苏联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拟对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行。在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     

美国与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冷战开始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热战",就美苏而言,乃是两国在欧洲的争夺和对抗在亚洲的延伸和折射。本文试图利用三国外交档案、外交文件,并借鉴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对美国在朝鲜战争的决策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做一分析。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为解决朝鲜、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参会前,中苏围绕争取中国参会和准备工作一致协议,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议中,两国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密切磋商、分工配合,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在会场外,双方通过多方协调,弥合了阵营内部的分歧,打了一场双赢的外交配合战,并使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处理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内部事务的权力;苏方的牵线搭桥使中国与英、法乃至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也获取了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契机,增加了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对朝鲜,清政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对中国,日本采用了暂时放弃与中国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这种关系从甲申政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     

理查森 八进朝鲜的“夺宝奇兵”

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猜想甚嚣尘上之际,作为资深外交调解人,理查森的斡旋对朝鲜态度的微妙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东亚区域外交:壬辰战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态势探析

壬辰战争结束后,作为东亚区域内的两个重要国家朝鲜与日本,他们开展关系的过程并不顺利,体现在:朝鲜对日本讲和与遣使提议的警惕和防范,双方开展通商贸易中的摩擦,双方在外交人员往来方面的争端,等等.朝鲜与日本关系不和谐的深层次根源,一是日本长期的"倭患",导致朝鲜对日本产生历史记忆,积怨甚深;二是日本发动壬辰战争造成的伤害,令朝鲜民众认知深刻,难以释怀.探析壬辰战争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态势,不仅可以彰显彼时两国具体关系的发展走向,而且通过解读明、清王朝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问题,能够反映出16世纪前后东亚区域外交实况及地区政治秩序的演化.     

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动机分析

卷入朝鲜战争的各方,就社会主义阵营而言,唱主角的最初是四处游说的金日成,随后是积极推动的斯大林,战争爆发(特别是美国参战)后则是毛泽东。在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中国出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学术界,其疑点之多,争论之大,在历代战争史上鲜有他例。冷战结束20多年后,随着俄罗斯、中国档案的解密和公布,国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应该说,中国出兵朝鲜这一历史过程的脉络现在已经大体清楚。在这一基础上,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讨     

朝鲜战争与澳英关系

在澳英传统关系变迁中,朝鲜战争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朝鲜战争的爆发暴露了英联邦防御机制在远东地区的脆弱性,从而导致澳大利亚在外交和防务决策方面自主意识的增强;朝鲜战争凸显了澳美防务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使得澳大利亚借机实现了与美国缔结防务同盟关系的愿望。澳美关系首次取代澳英关系成为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石,而澳英关系自此以后则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朝鲜战争与英美关系

冷战初期 ,英美两国在二战时期建立的“特殊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英国成为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最主要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但是 ,这种“特殊关系”并不表明英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与美国保持一致 ,对美国一味给予支持。围绕朝鲜战争和对华政策 ,双方存在着重大分歧和矛盾 ,从而使英美“特殊关系”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由于实力有限和对美国的依赖 ,英国不得不一再向美国做出妥协、让步 ,以避免双方关系的破裂。对于英国来说 ,维护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所在。朝鲜战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英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     

也谈影响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因素

对于一个新生政权的国家领导入而言,国家安全无疑是最重要、最敏感的国家利益,但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介入以及战争的不断升级,导致中国领导人的安全感逐步丧失,不安全感不断加深,并最终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从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程度的主观感受及思路来看,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实属情理之中的决策。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并且期待战局好转而实现对日媾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而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苏联和中国却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

冷战开始后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加剧,美国政府通过采取创建新闻署、组建和平队、成立国际交流署等手段,逐步将文化外交融入对外宣传范畴,演变为一种冷战工具,其间政治文化和领袖的国家使命感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文化外交在为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使其国际信任度和软权力下降。     

对日媾和与美菲同盟条约的缔结

冷战之初,面对中国内战局势的变化和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可能导致的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威胁,菲律宾将确保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积极寻求与之订立"太平洋公约",但该构想不符合当时美国的战略考虑,屡遭拒绝。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加快对日媾和。由于媾和方案在安全和赔偿方面未能满足菲律宾等国需求,遭到反对。为平息盟国不满,美国改变对"太平洋公约"的态度并提出自己的方案,但该方案将日本包括其中,被菲否定。经过博弈,在美国提供正式安全保证的前提下,菲律宾最终接受了媾和方案。     

Changes in Japanese strategy in 1939–1940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Japan was trying hard to limit the conflict to within a scope where it could be resolved bilaterally between only the two nations involved. However, her actual behavior was in stark contrast to her wishful desire to be at pea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ushing the latter step by step instead in the direction of aiding China and thwarting Japan. Caught in a dilemma created as the United States abrogated the American–Japanese 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and face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uropean situation, Japan’s policy makers were eventually pushed by their obsession with the “New East Asian Order” and by their yearning for the “Extended New East Asian Order” which was to include Southeast Asia, deciding to steer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olution,” which was just an alternate route to the same goal sought by China. Subsequently, not only did Japan refuse to withdraw from China, she actually took one step further in an expansion southwards, trying to kill several birds with one stone. The war thus spilled over from China to encompass a much greater area. In this process, Japan’s diplomatic corps was often several steps ahead of the military, reflecting the carefully considered background in Japanese policymaking.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and the Korean truce negotiations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caused the U.S.A. to become determined in exclu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from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the signing of which is hoped to be hastened by winning the Korean War.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the U.S.A. intentionally delayed the Korean truce negotia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RC from attending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Conference. After the signing, the U.S.A. preferred an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Korea, wherea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RC, bogged down in the Far East by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were determined to take a hard-line stance, hoping that the U.S.A. would become tied down and drained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Thus, there was a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eaty and the negoti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Translated by Chen Dan from Shixue Jikan 史学集刊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2006, (1): 66–75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忙于应付对德战争无暇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国民党遂冷却了抗战爆发以来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将其寻求外援的对象转向美英两国,美英为加强中国抗战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巨额援助,国民党与美英关系迅速升温,借此国民党积极开展了谋求大国地位和修约外交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论英国在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政策(1949～1951年)

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以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态度。执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对于中国革命与前途的认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印象使英国政府力图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国席位问题复杂化。美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国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使英国违心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