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巨匠任伯年艺术探析

本文通过对晚清海派大家任伯年从艺经历和艺术风格的研究与探析,揭示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任伯年(1840—1895),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任伯年是晚清时期著名花鸟和人物画家,与吴昌硕、蒲华、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杰”,是“中国画坛近代六十名家”之一。任伯年是一位天资聪颖、才气横溢的绘画高手,对花鸟、人物、山水、鱼虫、翎毛无所不能、无所不精。     

任伯年的华祝三多图

任颐(1840-1896年),字伯年,号小楼(一作晓楼),浙江绍兴市人,是海上画派的首领人物和杰出代表,与任熊、任薰、任预合称“海上四任”,又与蒲华、虚谷、吴昌硕合称“海上四大家”。任伯年出生在一个民间艺人的家庭,自幼随父学画,是一位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绘画多面手,花鸟、人物、山水、鱼虫、翎毛无一不能,无一不精。在绘画上,任伯年重视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方法,加强了中国画写实成份,把工笔与写意、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画法、     

“翰林”、“盈”字款白瓷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传世及出土文物进行梳理及查阅古文献资料,对“翰林”、“盈”字款白瓷的年代、产地及涵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翰林”、“盈”字与唐代宫廷设置的翰林院及大盈库(百宝大盈库)有关,署这两种款识的白瓷是唐代邢窑专门为宫廷烧造的贡品,其年代当在开元以后,唐朝灭亡后不复烧造。其烧造地点在今河北省内丘县城关一带。“翰林”、“盈”字款白瓷是研究唐代邢窑生产性质及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     

试谈长张

1978年8月石家庄市北郊发掘一座西汉古墓,在墓主人头部左侧发现一枚铜印。阴文篆刻“?且”二字(见《考古》1980年第1期)。对这两个字的考证,我们曾信访过故宫博物院罗福颐同志,他释为“长耳”,但长耳这个人名在历史上没有见过,我就联想到“长耳”是否就是秦汉之际一直在河北一带活动的张耳呢,是否当时假“长”为“张”呢?带着这个问题查找了不少古今文献资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内“长”与“张”二字都有,只是解释很简单,只说“长,久远也”,“张,施弓弦也。”既未谈到可以借用,也没有作为姓氏解。在另一些说文和字典之类的书籍中,未见“长”可以假借为“张”之说。在《中国名人大辞典》中,姓“长”的人名从古至今仅录五人,即长沮(春秋楚人)、长(片羊)(春秋魏人)、长息(战     

《拈花微笑图》像主及其唱酬活动考——以《申报》为中心

任伯年于1880年绘制的肖像画《拈花微笑图》的像主,一直被学界误认。在目前可见的任伯年相关出版物中,无论画册还是学术著作,皆未经严谨考证而将此画的像主当作“张益三”,实则不然。以《申报》为中心展开考察,笔者发现《拈花微笑图》像主实名吴溢（1851～1881）,字益三。吴氏主要活动在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尤擅诗词,在《申报》上留下了大量作品。通过整理、分析吴溢及其友人唱酬的诗词,我们发现吴溢是一位“耽花嗜酒爱吟诗”的情痴、才子,并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认可。缕析他的唱酬活动,可管窥19世纪下半叶上海的文坛、艺界风气、好尚、审美和社会风情等,也补充了任氏的交游圈。     

清龙安知府蒋德钧的李白情结

先曾祖父蒋德钧(1852—1937),字少穆,湖南湘乡人。清光绪八年至十九年(1882—1893)任四川龙安府知府。在任11年,励精图治,兴利革弊,体恤民情,重教兴文,政绩卓著。在他“威行”“法行”“爱行”的治理下,龙安府一带,百姓安居,社会稳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太平景象。光绪十七年(1891),士民同建“郡侯少穆蒋公德政坊”,以资纪念。     

介绍一枚鎏金刻花“开元通宝”钱

2003年底,为配合银(川)武(汉)高速公路固(原)沿(川子)段施工建设,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固原市原州区南塬开发区一带高速公路路基沿线上清理了北朝、隋唐时期墓葬二十多座。其中唐墓M16出土的唯一一枚开元通宝钱,鎏金,正、背面刻细线图文,制作考究,使人耳目一新。该币面背鎏金、色泛红,俱有肉好周郭,钱文笔划清晰深峻,轮郭十分规整,铸作精良。钱径25·3、穿径7、郭宽2mm、重3·9克。“开元通宝”四字端庄沉稳。“开”字间架疏密匀称;“元”字首划较短,次划长横左挑;“通”字的偏旁“辶”前三笔各不相连,成三撇状,甬部上笔开口较大;“…     

新见三孔布简释

一、“阳”三孔布2003年11月,笔者见到一枚小型三孔布(插一图一,图1)。此布生坑绿锈,下部左右两孔中间以下残去,背首穿孔上方所铸数字不清,背部铸文“十二朱”。面部铸文二字,上下排列,与目前所见具有两个字为左右排列的三孔布有所区别。据说此布出自河北邢台一带,罐装,同出还有几枚尖足布。根据锈色、文字风格,“据说”当属可信。面文二字,第一字为“阳”字,没有疑问,关键是第二字。第二字右边从邑。左边与下列诸字类似:1.甲骨文:、等字,《甲骨文编》列入正编卷八,以为“从见从,《说文》所无。又有、等字,《甲骨文编》列入附录上九三。①…     

五方印陶新释

一、“十一年私来”此方印陶出自郑州,属春秋至战国时期遗物。多盖压在豆盘内,且多与“亳”字印陶同处一器。自发现以来,曾有学者提出过一些见解,如商志(香覃)在《说商亳及其它》一文中,释为“十一年以差”。我以为应释为“十一年私来”,这方印陶共五字。前三字“十一年”易识无异议。第四字“(?)”有两种释读,可释为“以”,也可释为“厶”(私)。(?)为古代农耕用具耜的象形,以它为形声的字,不但可以加耒,还可加木(枱、梠)、加金(鈶、(?))。因它为用具,故古文借为“以”字,以,用也。耜为个人生活     

怎样用手指掐算干支纪年?

从事历史、文物工作的同志,特别是研究古书画的同志,经常要碰到干支纪年问题。比如,乾隆“庚寅”年到底是乾隆几年呢?又比如,当你碰到任伯年的画上题上“壬午”年作时,那么任伯年在这一年是多大年纪呢?这时如果你手头没有一本年表,而又马     

以新修志书的思路续志——黎锦熙《方志今议》读后札记

黎锦熙 (1892— 1978) ,字劭西 ,湖南湘潭人 ,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兼方志学家。1938年 9月 ,他受聘担任陕西汉中区城固县志续修总纂 ,上任伊始 ,仅以一月时间 ,便草成近 9万字的《续修工作方案》 ,因为该案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方法 ,但就城固一带举出实例 ,其用不限于一邑 ,”故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时名之《方志今议》 (下简称“今议”)。他在该著中 ,为调和纷争 ,关于方志性质提出了著名的“史地两性”说 ,且为调和方志编纂与不同社会需求的矛盾 ,提出了“叙事不立断限”、以人文色彩调剂科学内容之干涩等观点 ,堪称…     

试论西周胡国的族源

早在30年代以前,有宗周钟,其铭文中有“(害夫)”字。郭沫若同志以为该钟是西周昭王时器,“(害夫)”字应是西周昭王的名字“瑕”。而唐兰同志则以为是西周厉王时器,“(害夫)”字释为厉王的名字“胡”。后来也有同志释作“甫”的。1973年在陕西兰田出土有(害夫)叔鼎,铭文中有“(害夫)叔”二字。1975年在陕西扶风县出土的伯(?)诸器中,也多有“戎(害夫)”等字样。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发现大批西周的甲骨文。其中的 H_(11:232)片之文为:“其于伐(害夫)侯?”联系过去出土的录簋、录(?)卣、(?)甗等,对于(害夫)国的讨论又开展起来。     

安庆往事

20世纪初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位擎旗者,分别是与“安”字对应的安庆人陈独秀、与“徽”字对应的徽州人胡适;而奠定国人现代思想之基的《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第一卷第一号至1916年第六号的作者群,几乎全出自安庆为核心的皖江一带。     

莫忘申江话别时——任伯年与金吉石交游考略

<正>任伯年一生为他人绘肖像画甚多,据统计至少有50张以上,¹“一时刻集而冠以小象者,咸乞其添毫”²“求者踵接,无片刻暇”³,可见,他画过的肖像画数量远多于我们今天看到的。画过的重要师友如：周闲、任薰、胡公寿、沙馥、张子祥、高邕之、吴鞠潭、陈曼寿、吴昌硕、虚谷等,⁴这些人在当时艺术圈都芳誉遥驰,与任伯年过从甚密。其中,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像最多。⁵而有些人物的肖像画少为人注意,如“榴生”是谁？     

江陵纪南城遗址内出土“(走阝)公”陶豆

1981年,在江陵纪南城遗址内西北部之徐岗乌龙遗址,出土一有字陶豆。此豆残,缺盘及座,仅存豆柄。柄为泥质红陶,外施黑衣,细柄中空,残高11厘米,标本为 T_1:10。时代为战国中期。豆柄上有刻文三字,比较清晰。(见附图)。此三字,黄锡全同志释为“(走阝)公”。第一字左旁应是“走”,上部“”形多一横,与“赤”字或作(此鼎、毁)、吴字或作(吴季子之子剑)类同;下部从“之”即止。(走阝)字见于战国古玺(《古玺汇编》0261)。(走阝)从邑,应是地名。据《包山楚简》,楚除县令称公     

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出土东晋铭文砖

1989年4月,浙江省瓯海县(今温州市瓯海区)文博馆文物普查时,在该县石鼓山清理了两座晋墓,得永和八年(352年)砖、石质藏经匣和咸安二年(372年)砖。永和八年砖长34.7、宽13、厚4.6厘米,青灰色,质地较细,含砂量很少。一侧为钱币间平行线纹(图一:1);另一侧模印阳文楷书“永和八年九月十□余氏□”11字(图一:2),其中八个字清晰,永字半残可从,两字全残。同墓出土的石质藏经匣,长13.7、宽10、合盖后高10、壁厚2.5厘米。匣盖正中阴刻楷书“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9字(图一:5)。每字约1.5厘米见方,字口清晰,除“垢”字略有泐     

格国、倗国考

西周有格伯,格国故地在河南荥阳市北的张楼村一带。金文“倗” 和“冯”二字相通,“冯” 地与格国相邻。     

从两方出土古印的考证说起

民国十七年(1928),在沙雅县裕勒都斯巴克(今新和县大尤都斯一带),曾出土了一枚古印章。印呈正方形,边长1.3厘米,厚0.7厘米;铜质鼻纽,纽呈半圆形,中有一孔,孔径0.6厘米;该印章刻有三行字,前两行均二字,阴文篆刻“李崇之印”,后一行字迹混浊不清,难以辨认。这枚印章只能暂名“李崇之印”。 1959年,在沙雅县玉什喀特(三重城)古城又出土一颗“汉归义羌长”古印。印呈正方形,边长2.3厘米、高3.5厘米,铜质卧羊纽、纽与印座之间有一孔,供穿佩绶之用;印用阴文篆刻,共三行。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归义”,第三行为“羌长”。这相隔31年一前一后出土的两枚古印章,现均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自治区博物馆有复制品展出,并注明这是两方不同的印章。 近阅沙雅县地名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沙雅县地名图志》将“李崇之印”和“汉归义羌长”混为一谈,把“汉归义羌长”印章误记为李崇的印信。《沙雅地名图志》第153页记载:“汉归义羌长”李崇印信于1959年在沙雅县的玉什喀特古城出土”。第5页记有:“解放后(1959),从沙雅县的玉什喀特(三重城)古城出土“汉归义羌长”(西域都护李崇的印     

定边县唐凹村长城碑考实

定边县学庄乡唐凹村一带发现的明代长城工役石碑,是在陕西省境内发现的第一块明代修筑长城的工役碑。该碑已遭破坏。碑体左上角、右上角均断缺不知去向,右下角以及下缘也断裂无存。因此,碑文已不完整,残存文字也有数处漫漶不清。但碑文的左右上下轮廓线局部尚存,据此推定:原碑文呈竖行,自右向左排列,凡11行;每行有26字,共286字。现存碑文可辩者181字,漫漶不识者约59字(封二)。由于原碑记文不全,有关立碑的时间、所载长城工役的内容已不能直接得知。本文拟就此两点试作考证。关于立碑时间。碑文第一行仅存“岁次丁丑”四字,成为判断该碑年代的唯一根据。可是,明代丁丑年有五,即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     

三年大将吏弩机补释

《文物》2006年第4期发表的《三年大将吏弩机考》一文,原文对弩机铭文作了考释,认为“此弩机是战国末期赵国制造的……制作于赵王迁三年(前233年),此时正是李牧担任赵国的大将军”,是很正确的。但原文将隶定的“大将吏肢”,释为“大将军的吏属名(并支)”、“大将军李牧的属吏”,则有可商榷之处。首先,据铭文拓片,原文认为从“并”从“支”的“(并支)”字,其“并”旁最后一划应为泐痕,并非竖笔,并且第一横上明显为三小竖划(微斜),并非从二人的“并”字(可参晋玺“长饼”之“垪”字所从),而是“牛”字,故此字当释为“牧”。“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