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

明清时期是闽台地区乡约推行较普遍的时期 ,这是闽台社会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地方基层政权与乡绅势力联合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表现。闽台地区乡约的推行既有与当时全国一样普遍性的特点 ,同时 ,又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如乡约与乡族、神明威慑力量的紧密结合等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明清闽台区域社会秩序的作用。     

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的,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的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

宋辽金元宗族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数部学术水准很高的专著。台湾的宋代宗族研究尤为突出,深入探讨了宗族与科举、婚姻的关系,阐述了宗族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保持强盛的机制。辽金宗族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宋辽金元宗族的研究,需要将宋辽金元各时期宗族与明清时期的宗族连在一起,注重宗族与社会历史断裂与连续的关系,进行长时段研究。加强地域性宗族研究,开展宋元时期不同地域宗族的比较研究、宋元与明清宗族的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     

碑刻所见明清民国陕西宗族制度与风习

陕西存世的碑刻丰富,其中有许多记载明清以来宗族问题的资料。将宗族谱系刻石,立于祠堂之中的碑谱,除了记忆世系功能之外,也是为了祠堂祭祖活动所需,谱牒是祖坟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祖先,一般是元旦拜贺,清明墓祭,冬至祠祭。族会依据祭祖时间可以分为清明会、冬至会,或统称为祭会。宗族利用祭祖对族人开展教育。祠堂是祭祀祖先的所在,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祠堂的维护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务。晚清时期的宗族活动显示出宗族与地方官府的密切互动关系。     

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

宋明以来宗族制度形成理论的探讨,似可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前一个时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封建社会形态视野下的近世宗族农村公社论、族权论、宗法思想论、土地关系制约论四论;在后一个时期,则从研究问题的实际出发,对前一个时期的理论基础有所突破,主要反映在宗族民众化、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的"三化"、国家认同论、宗族乡约化以及对宗族形成原因的综合分析方面.把握近世宗族制的形成及其性质,将近世宗族与中世世家大族加以比较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在封建社会后期理论影响下的宗族比较,共同之处在于宋以前的宗族与社会具有身份性,是世家大族掌控社会;宋以后的社会具有非身份性,普通官僚与民众地位上升并拥有宗族.新的研究注意到中世世系重视女系的问题,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下对于中国中世社会的研究,提出了贵族制、豪族共同体等理论,也值得借鉴.我们应当把宋以后宗族形成问题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关注宋明以来宗族的新与旧、南与北、官与民、国家与宗族、守旧与创新等问题,进一步充分占有资料,改进解读资料的方式,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试析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产管理

为了表达报本反始之恩,明清时期的淄川宗族积极对支撑祭祀的祭产予以管理。从祭产参与者与管理者模式来看,大多是以一族之中为官人员为核心而运作的,他们起到了沟通宗族成员、地方社会与各级官吏的重要作用。同时,围绕着祭产保护这一行为,宗族内部、同姓与异姓、宗族和地域社会乃至传教士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

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娄坚《徐氏宗谱序》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认为吴人不能聚族在于习俗的鄙、奢所造成的,强调通过宗族建设移风易俗。明代族谱更加盛行,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苏州士大夫发扬光大了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以此赡族进行宗族建设,官府倡导并保护义田与义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宗族形态的特色。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     

明清时期陕北社会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时期 ,大量移民迁入陕北地区 ,组成不同类型的村庄。来自山西大槐树的传说 ,其背景是国家掌握了开发陕北的控制权。清代前期 ,陕北宗族一系列仪式、制度逐渐确立和规范 ,这是当地儒生实践儒家伦理的自觉行为与封建国家以教化为手段控制地方社会相契合的结果。同时 ,陕北宗族发展中表现出宗族与村庄紧密结合的特征 ,也反映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宗族社会与地域文明——以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为例

明清民国时期,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族有祠、宗有谱的宗族社会,宗族建设所馈留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体现在古墟落、祠堂、民居及文化建设的典籍和艺术珍品等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宗族社会聚落一方、营建一方的一般态势,也折射出宗族社会与地域文明的内在关联。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

明清以来的苏州家庭经历了一个从大家族聚宗而居到以小家庭为主的变迁模式 ,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社区保障网络 ,大众心态呈现出多元信仰及求实变通的趋势。在家庭、社区、大众心态这三个相互作用又制约的三个层面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其不断变迁的内在动力。徽商输回徽州的商业利润强化了原有的宗族势力 ,社区保障则是通过宗族系统来实现 ,大众心态也呈现出信仰一元、理学独尊的格局。同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 ,却走上了一条与苏州相反的道路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     

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1569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约30所。然对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学术界无人问津。本文细绎史料,认为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制的固有缺陷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天顺以后王府官选用制度的蜕变、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徽州私撰家谱与公修族谱的差异

祠堂、族谱、族田是近世家族制度的三项标志.明中叶,近世家族制度形成以后,宗族设立谱局修谱成为纂修族谱的主要形式,但也还存在个人撰写家谱的现象.设立谱局修谱为公修族谱,个人撰写家谱为私撰家谱.本文主要从规模、篇幅与流传形式,体例与内容,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三个方面,对徽州私撰家谱与公修族谱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对南明永历政权之考量

明末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及连年自然灾害,促使农民大起义暴发。李自成农民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紧接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随着全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急剧变化,农民起义军由原之反对明王朝统治转为联合明宗室所建南明政权共同抗清斗争。     

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宗谱》为例

山东青州邢氏原是务农的家族,在邢玠科举成功为官之后,转型为官宦之家,成为地方望族。从万历时的邢玠开始,到崇祯时的邢彤庭,邢氏从事宗族建设,制定并实践各种宗族制度,宗族乡约化、组织化。邢氏受到宋代程颐、程灏的宗会思想很大影响,通过"宗会"复兴"宗法"。这是宋以后宗族组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以往的宗族研究重视不够。邢氏也编修了族谱,有家庙或者家堂,将御赐的祭田作为族田,还设置了宗学、义仓,族长实际上就是宗正。邢玠受到苏洵苏氏谱法以及睦族主张的影响较大,邢氏族谱着眼于睦族,收录大量宗族制度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面貌大为改观,成为重要的民间文献。晚明不仅再造宗族,也再造了族谱,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族与族谱的基本形式。     

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明代会试取士区域矛盾的合理解决

南北榜案、南北卷、定额取士是明代科举中三件极具代表性的大事。在详细考证南北榜案始末,南北卷制定的时代背景和定额取士模式形成的基础上,发现三个事件紧密联系,都与区域公平取士有关。通过南北分卷和定额取士,进士作到了公平录取,取士实现了精细化,公平合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科举考试中客观存在的南北区域之争,在科举史上极具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