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

1978年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大样,按规定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哲学专刊头条上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把我叫去,要求把它从专刊上撤下来。杨西光提出的意见有两条：     

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

杨西光同志1978年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按规定送到了当时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哲学》上的头条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把我叫去,要求把它从专刊上撤下来。杨西光提出的意见     

杨西光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击中了“左”倾错误思想的要害。激起强烈反响。当年刚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兼顾问的杨西光,是推出这篇文章的主要筹划人之一,可谓功不可没。这是广为人知的。     

京新与《水浒》

作为一个画家,周京新这个名字与《水浒》一起出现的频率毫无疑问地要比其他画家多得多。他在艺术创作上获得的第一个成功就是在《水浒》上做的文章,而他最近刚出版的《水浒人物八十图》还是在乐此不彼地做着《水浒》的文章。好在周京新这个名字还算文气,又有点现代味,否则一不小心,还真会把他误当作《水浒》中人了。不过凭着他的长相和身板儿,在一百零八个“好汉”中谋个不太靠前的座次倒是不足为怪的。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第10期陈虹的文章第9页两处引文有误。一是说叶剑英为罗瑞卿填了一阙词,表示婉惜。这是作者臆想,而且所引词第三句是错的。当年我是坐在前排听了叶的传达。他说明是套用辛词,并非自己所填。辛弃疾的《贺新郎》原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叶引用时只将“百战”改为“一跳”。作者把辛词误为叶填,而第三句把“万里”改为“望”更加不通。     

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发展——《综合哲学随笔》再版序言

2005年年底,收到一位老同事寄来的《综合哲学随笔》，他同作者高亮之是浙江大学的同学。读后使我大开眼界，许多思考过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启发。首先想到的是，我1990年写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那篇八万字的长文中，曾对毛泽东的理论思想、哲学观点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作过探讨。剖析过他的“斗争哲学”思想。“动”与“斗”是他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韩愈(768—824)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上对他毁誉交加。有人批评他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把封建等级性的人格,说成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有人赞扬他在《师说》一文中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闻道者都可以为师。当然,韩愈最显赫的成就是他提倡古文运动,他的文章“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恩怨怨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他很喜爱这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不仅时常接受报社的记者采访,而且他的一些文章也愿意首先送到《光明日报》和它所领导的学术刊物《新建设》上发表。马老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很关心《光明日报》对北大教学改革的报道,支持北大教授翦伯赞、邓广铭、金岳霖、陈岱孙等教授为《光明日报》编辑《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各种颇有影响的专刊。但是谁也意想不到,1958年,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康生的指使下,却是《光明日报》带头发动了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他的另一…     

孔门四科

孔子当年的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指知识学问。当年孔子以《诗》、《书》、《易》、《礼》、《春秋》等书作为教科书,教授弟子政治、哲学、历史、文艺方面的知识。“行”即指身体力行之意,孔子要求弟子们将他所传授的学问道德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体会并增长学问。因为孔子教学的核心是做人,因此孔子特别强调“行”的作用,认为学问只有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才是真正的学问。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     

一则令蒋介石啼笑皆非的广告

1947年2月20日早晨,蒋介石来到办公室,坐下后习惯地拿起了当天的《中央日报》看了起来。突然,他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中央日报》报头旁,罟然醒目的出现一则推销《资本论》的广告。他顿时又惊又怒,大骂“娘希匹”。等清醒过来后,他急忙下达紧急命令,令人把这天     

"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

汉高帝刘邦出身布衣,毫无凭籍,在秦末大起义中,竟然三年亡秦,五年灭楚,而得天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评论他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第3册,P760)早年读到这一段话,不觉得有何难解之处。“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就是司马迁歌颂汉高帝的话,是他把刘邦称为“大圣”的自然结果。刘邦既然是“大圣”,当然就必受天命;两个“岂非天哉”,自然是歌颂之辞。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见到了《史记》文章所展现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其直接的层面。 稍后,在读《史记》的《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篇时联想到了这一段话,心里就产生了问题。这里主要列举《高祖本纪》(个别地方据《项羽本纪》)中对刘邦的一些记载,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大圣”。     

张东荪几次原汁原味的演讲

张东荪（1886─1973年）,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原名万田,字东荪,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2年曾参加南京临时政府,随后在《庸言》、《正谊》、《中华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评议民初政治,成为民初著名的政治家。五四时期致力于文化运动,主编《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此后,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先后任中国公学、国立政治大学、光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1927年8月,他与瞿菊农等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并相继撰著了《哲学论…     

两位总编把反映群众呼声视为天职--杨西光、杜导正与《光明日报》读者来信

杨西光、杜导正是《光明日报》前后两任总编辑,杨西光的任职时间是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杜导正的任职时间是1982年3月至1987年3月。这两位总编辑领导《光明日报》共9年时间,这9年正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时期,任务特殊,情况复杂。总编辑作为一张党报宣传政策的执牛耳者,他们的思想、理论、政策水平如何,是这张报纸发挥作用大小的关键所在。     

王芸生在《大公报》

一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议政”的传统,当然也是他参与掐断了这一传统。他的文字热情洋溢,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说他的文章“长处是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陈布雷夸奖他的文章“得张季鸾十之八九”。重庆时期,张季鸾在读了他写的一篇社论后由衷地赞赏说:“我要写也不过如此!”无党无派的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     

陆定一保护了故宫

推荐者的话 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到我家来,要我把他所写的这篇《陆定一保护了故宫》推荐给《炎黄春秋》。我愿意做这件事,这不仅因为陆定一是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而且因为我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批判梁思成对古建筑“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参与这项活动有关的主要人物有五个人。毛泽东、梁思成、陆定一、彭真、于光远。无论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或者对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学、建筑思想的批判,毛泽东都是发动者领导者,是主要的“正面人物”,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粱思成本来是一个古建筑保护主义者,是个非党员。在北平城内尚未解放、粱思成还在城外的清华大学的时候,解放军一位将军,特别派人到清华找他,请他把城里古建筑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出来。这件事使梁思成对共产党重视古建筑的政策,十分感动,开始接近我们党。以后,进一步加入了共产党。陆定一作为中央宣传部长,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负责。但是因为梁思成是北京市的党员,就要于光远去找彭真,请彭真抓这件事。彭真反过来要于把批判梁思成的班子组织起来,并且让北京市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颐和园畅观堂,写出三十来篇批判文章。然后彭真自己出面,手中拿着这些文章,与梁思成谈判。告诉梁思成,我们不是写不出批判文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把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你和我们辩论辩论吧。当梁思成承认自己错误之后,彭就决定这三十来篇文章一篇不发。 总的说来毛泽东是批评者;梁思成是接受批判者;彭真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从事实际行动的人。 彭真曾经告诉梁思成,有一次毛泽东和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用手比划着用赞美的口气说,“将来从这里望出去,全是高烟囱”。梁思成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听了之后全身凉了半截。不过彭真在处理梁思成的事情上,很有分寸。 至于陆定一本人的观点如何,陆德的文章中写了中宣部开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过保护故宫的问题。这次会议,我恐怕出国或者去了外地,因此完全不知道。这次看了陆德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原来陆定一是主张保护古建筑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写了这样一篇推荐《陆定一保护了故宫》的文章。[编者按]     

《格萨尔》申遗始末

王沂暖教授填的这首《凤凰台上忆吹箫·格萨尔颂》,把千年史诗《格萨尔王传》歌颂得淋漓尽致。早在1776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在《俄罗斯帝国各省旅行记》中,就对《格萨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这部巨著中,却宣称“中国没有史诗”。     

“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

近日从电视荧屏的纪念电影百年回顾的节 目中,看到一个“赵丹专题”,连续两天,简要地 介绍了赵丹从影历程和他主演过的重要影片,重 新见到他从上世纪30年代的《十字街头》、《马 路天使》以来创作的许多光彩照人的形象。尤其 建国以后武训、林则徐、聂耳这三个时代不同、经 历迥异的人物,给亿万观众至今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因而禁不住又一次为他本不该在六十五岁的 年龄就离开了人世而哀伤,更为他去世前两天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被称作“赵丹遗言” 的文章所遭致某些人非议和责难而感慨万千。时 光如水,竟已二十五年了。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6月1日,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印发《地方志动态》专刊,刊登《条例》全文,要求“迅速开展《条例》的宣传学习、贯彻落实工作,进一步推动全市第二轮修志工作的顺利进行”。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人物志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     

曹操与《内戒令》

几百年来,大约因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曹操被诬为“篡逆者”,以致于他在戏曲中的形像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他在《度关山》一诗中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一生一贯奉行的准则,并专门为此颁布了《内戒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