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明清社会救济研究述评

社会救济,亦称社会救助,它是国家和社会对因各种原因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的援助,以维持其最低生存需要,维护其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行为。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对这一时期救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回顾总结,对明清社会救济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民国时期旱灾中官民应对与调适——以1934年的江南旱灾为中心的探讨

1934年长达3个月之久的江南大旱灾,考验着政府和民众在应对灾害上的能力,更使官民关系在这场大的灾害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大旱灾中城乡民众进行的祈雨活动与近代科学的背离,使已逐步接受近代科学的官方人员与民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各地官员对祈雨活动的态度和应对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和结果。     

论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社会救济

抗战八年,蒋经国主政赣南六年,期间推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新赣南"运动,社会救济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蒋经国在赣南开展社会救济的全过程,了解蒋经国的民生理念,窥探蒋经国"建设新赣南"之一斑。     

清代城市社会公共事业的运作--以杭州城消防事业为中心

屋宇密集的城市,火灾牵动着诸多的社会关系,连带了一系列社会事务,因而城市消防事业的运作情形,反映了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组织和构造.有清一代,杭州地方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救火兵丁,实施了官水桶等防火措施,但限于人力与财力,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消防需求.为此,政府将平时的防火工作下放到基层,并号召民间力量参与其中.而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居民关系复杂化,则推动了义民、救火集等民间救火组织的产生.官方与民间两类救火力量,各有不足,互相补充,共同承担起杭城火灾的救灭任务.灾后的赈济亦由官府和民间双方共同参与,但在官员自愿捐资的背后,却是他们保全宦途的策略性考虑.     

国民政府的救济难侨活动（1931－1937）－以广东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的南进运动及东南亚各地排华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批难侨.在这些难侨归国后,广东省政府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扶助和救济,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本文运用有关的档案资料,力图探讨广东政府在1931-37年间的有关政策和活动,并以此来揭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意识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荒应对研究——以粮食救济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害频发,各地纷纷出现粮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福建省委、省政府将粮食救济作为中心工作,贯穿政府赈济、生产自救、社会互济全过程,克服了灾荒,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同时提高了防灾救灾能力,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陷入了国家/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这些论争及其提出的问题对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清代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的调整——以直隶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根据地方志资料研究整理了清代初年直隶各地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的调整情况,指出清初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经历了三次调整,直至乾隆初年才基本固定下来。通过论述,作者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是影响官办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扩大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是突破这一限制的关键。     

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中心

清代汉中府水资源环境的不断变迁,引发了诸如水利设施兴废、水利冲突等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乡村社会控制权日益显现出下移趋势。但自乾嘉以降,在水资源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官府力量似乎又显得重要起来。这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给予教条性概括,必须考察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     

清代科布多官学考

乾隆三十二年,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设立官学,要求蒙古王公按季入班学习,后改为一年六班,每年选取二十余人,学习内容为满蒙文翻译、法令、办事程式和礼仪等。该官学不在清朝学校系统内,不分等级,不考核,不参加科举,无专门教习和统一教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脱胎于蒙古王公在衙门的值班制度,是值班制度的副产品。清朝在科布多设立官学的目的是让各部王公入班帮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顺便学习满蒙文翻译和起草文件,以更好地协助参赞大臣,进一步在中央边疆治理中发挥作用。至清末,因清政府财力吃紧,再加上官学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裁撤。     

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

清代地方档案保存了大量的州县官官衔信息,从《南部档案》等资料看,知县的官衔主要分布在上行文、平行文和下行文的前衔、后衔中,有繁衔和简衔之分。南部知县的官衔构成主要包括加衔、升调花样、职任、议叙和知县姓氏五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官员的性质、迁调路径,也反映了官员任职环境的变迁。对相关信息的准确释读,是我们有效利用档案的前提,也是厘清职官术语、探析官员规制的重要渠道。     

清代中晚期江苏官银匠的两大独立系统

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开始实行江南省左、右布政使的分治,以左布政使驻江宁,分置右布政使驻苏州。到康熙六年（1667）,江南省内分治的左、右布政使按照驻扎地江宁、苏州之名而称为江宁、苏州布政使。由于当时江南省所属之安徽和江苏尚未分立,所以江宁布政使还兼管安徽地区事务。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论清代官营茶马贸易的延续及其废止

茶马贸易是中原农业民族和周边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之间物物交换的一种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官营茶马贸易发端于唐代,兴起于宋代,在明代达到高度垄断,清初承明之旧,重新恢复和延续了这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制度。本文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着重论述了清代官营茶马贸易的恢复以及衰落并最终废止的状况,认为清代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是其废止的根本原因。     

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二

官样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生产过程官府决定产品类别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本文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制瓷官样入手,通过与大量的传世瓷器对比,在论证清代制瓷官样制度的基础上,追溯了中国古代制瓷官样的历史,进而论定官手工业和官样制度是造成封建社会后期工艺成就衰颓的主要原因。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

从"社会性格"的视角看,清代考据学相较于宋明理学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传统的"行道"之途在清代虽已阻断,但考据学预设"道"在古经之中,必通文字训诂方能得道,以此高峻的得道门槛为士人保留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守道"空间;其二,清儒有其特殊的"行道"方式,他们已不是如宋、明儒那样直接在民间布"道",而是在自己所求之"道"与所布于民间的"教化"之间做出了细致的区分;他们虽希望以"礼"来教化民间,但这个施行于民间的"礼"却往往未曾与他们在经书中发现的"道"趋于一致。基于此两点,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一书的核心观点——清代士林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以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而越来越成为清廷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值得反思了。     

印记仰慕 化为永恒 古书画上常见的清朝官私鉴藏印

印章,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书画中,诗、书、画、印这四种元素既可各自独立,又能互补共存,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传统书画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书画创作时,     

托忒文历史文献对清朝官方史籍编纂的影响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 ,陈垣先生曾大力倡导史源学研究。史源学的要义 ,是追寻史学论著的史料来源 ,检验立论的依据 ,考证其中的讹误。半个世纪以来 ,史源学不但在历史学界享有盛誉 ,而且扬起学术规范化的风帆 ,驶向邻近学科的学术港湾 ,产生广泛的影响。① 当然这主要讲的是对汉文文献研究的影响。在蒙文文献的研究方面 ,1 978年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在他的专著《蒙古史学史》中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研究“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 (十三———十四世纪 )”的有关著述《圣武亲征录》、《元史》时就断言 ,它们的资料来源中有不少蒙古文资料…     

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

民国以来,学界习惯用中央与地方的观念,讨论清季新政内外官改制及其引发的矛盾纠纷,忽略了督抚反复强调元代以来行省并非“地方”的申辩,且多不愿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地方”官吏,以及清廷所颁政令中,直省始终未成为地方行政层级的事实。时人套用外来政体的中央与地方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不仅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制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清季改制及民初省制造成很大困扰,亦长期制约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认识。这种观念体制上中西新旧不相凿枘的纠葛,折射了制度兴革与历史文化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未来中国的改革设置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