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理道要诀》辑考

唐人杜佑的二百卷《通典》是古代第一部政典类著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理道要诀》十卷则是杜佑为方便阅读摘录《通典》而成的一部纲要性著述.从表面上看来,由于《理道要诀》的内容摘自《通典》,在《通典》原书尚存的情况下,该书似乎没有独立存在的文献价值.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代以后,该书即已失传.     

20世纪以来“三通”研究述评

<正>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与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这三部书在典章制度方面用功颇深，在体裁体例、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三通”问世后学者多有关注和议论，相关总评常见于各类书目解题中。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处于社会大变动之中，中国史学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面貌。“三通”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论著，体大思精，内涵丰富，对其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把握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又能增进对“通史家风”发展演变过程的了解，     

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

在《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农村交通运输机械一章,独轮车——木牛、流马——一段上,我曾指出:独轮车是我国农村中应用相当普遍的一种交通运输机械。它最大的特点是:中间只有一个车轮;一般只由一个人推动;在狭窄的小路上,运用最为轻便;比人力担挑,畜力驮载,运输能量都大过几倍。我并且初步推断:这种独轮车可能创始于三国时期;因为根据《宋史·杨允恭传》,高承《事物纪原》及陈师道《陈后山集》等书的记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的"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而且当时我还没有看到在这一时期以前的其它有关独轮车的明确记载。又根据杜佑《通典》及赵无声《快史拾遗》等书的记载,认为这一种独轮车应是蒲元、廖立等人的集体创议,被诸葛亮所采纳,并不是诸葛亮本人所创造。     

论《通典》自注

《通典》作为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有很多特点,从编纂学角度看,自注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由于杜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人事”,亦即将历代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加以选录,排列成篇,因而杜佑的自注,实际上是对《通典》所引有关古籍的注释。应该指出,注释古籍,这是我国一种传统的著作方式,由来已久,名目繁多,如传、笺、章句、故、训、说、微、注、疏、正义等等。然而,不论用什么样的名称,它们都不仅仅是疏通言     

日本宫内厅藏北宋本《通典》鉴赏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本《通典》,行款版式为15行28字左右,小字双行36字左右,白口、左右双边,版心或不刻鱼尾,中镌册序、卷次及叶次,下镌刻工姓名。或刻单鱼尾,鱼尾下镌册序、卷次及叶次。卷端题"通典卷第一",次行低14格题"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卷首有贞元十年杜佑《进通典表》,次李翰《通典序》。全书200卷,而此北宋本仅存179卷,其余21卷乃据朝鲜活字本《通典》抄补。     

《通典·食货典》与正史《食货志》比较研究

《通典·食货典》主要取材于正史食货志,但它并不是简单地照抄,而是根据阐明问题的需要,有所增删,而这种增删正是开启杜佑思想的钥匙。现用汉以来的田制为例,比较诸正史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的异同,说明《通典·食货典》利用编纂史料反映编撰者思想的特点。     

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     

读《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

从魏晋南北朝这一断代史研究来说，兵制确是最薄弱部分，这自然是由于史料保存至今极少而难以研究。虽然，自唐杜佑以来就开始对前代的兵制加以阐述，但杜佑《通典兵典》偏重讨论用兵权谋，而对历代兵制之变化与发展却未加注意。宋人陈傅良《历代兵制》、元人马端临《文献...     

论《通典》中杜佑的经济思想

杜佑的《通典》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其中蕴含了及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如重视农业;提倡薄敛节用并研究总结前人的经济思想解决现实问题。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盐铁论》史论初探

西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在西汉历史上有政策调整的意义.此次会议上双方辩论所形成的《盐铁论》一书,既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历史著作和历史评论之书.该书史论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深刻反思了汉武帝末年的有关政策,再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思考,真实地反映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丰富了中国古代史论.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先秦至五代,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从产生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先秦各民族都有口述历史,汉文典籍中也涉及一些民族史事。屈原《天问》体现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汉代,《史记》等书的民族史传构建了早期民族历史体系。匈奴、白狼等族以汉文撰写其文献,粗显历史意识。魏晋南北朝,建立政权的诸民族,历史意识大为增强,出现一批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重要历史著述。南方和西域用民族文字撰写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彝族史家举奢哲提出的史学三要,是古代彝族史学的经典之论。隋唐五代,少数民族史家在皇朝主流史学队伍中占有重要位置。回鹘、吐蕃、傣等用民族文字撰写出人物传记、民族史书及重要史料。《通典.边防门》是唐代民族史传的总结之作。     

钱币科技研究领域的力作——读《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

<正>期待己久的《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面世了,拜读之余,深感是近年来钱币科技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是钱币科技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是这个大链条上不容忽视而且是熠熠生辉的一环,它体现了古代中国上述领域独树一帜的科学技术,以及承载的中华文明特有的社会文化价值。     

说六通

“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书。“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有人在“三通”以外,加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叫做“四通”。还有人要再加上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叫做“五通”。我的意思认为,可以提出“六通”来,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这个意思跟同志们谈过,现在觉得这个看法还符合事实。但“三通”和《通鉴》卷数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义》的创见多而文字简奥。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     

围绕《大唐元陵仪注》的诸多问题

成书于德宗朝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杜佑《通典》的“凶礼”卷中收录了一系列以《大唐元陵仪注》等为题的逸文。元陵为唐朝的代宗陵,因此《大唐元陵仪注》便成了详细记载代宗丧葬仪礼程序的史料。     

读何兹全先生《中国古代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著名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数十年来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领域辛勤探索的结晶,是全面、系统地阐述魏晋封建说的一部著作。它对商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形态进行了纵向的研究和横向的剖析,精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由来、发展和向中世纪的转变。它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有建树。现就读书所得,谈谈我自己的粗浅体会。首先,何先生以高度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建构了一个严密完整的魏晋封建说体系,使魏晋封建说更臻成熟、更加理论化了。这个体系包括:(一)商周     

孔子和中国古代史学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无定法与有成例《尚书》,孔子之所删订,《春秋》,孔子之所述作。然而《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文史通义·书教下》),这在体例上来说,二者截然相反。但不论无定法还是有成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却都起了绝大作用,而为后代史家所师法:     

《吴越春秋》说略

《吴越春秋》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古代史学著作。是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编纂体例和历史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对于了解春秋时吴、越争霸历史,增长人们有关历史知识,从历史中吸取智慧是很有用的。作为汉代史著能流传到现在,这个事实本身似乎也可以说明它确有其存在价值。     

郑樵《通志》对文献学的贡献

郑樵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献学家。他的《通志》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是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之说。由此可见,《通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战国人口考实

战国人口考实臧知非现存史籍中,没有直接、系统的战国人口资料保存下来,后人遂据当时各国出兵数而推定之,计有三说：１０００余万人,晋人皇甫谧提出,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从之;２０００万人,由今人范文澜先生推定,目前论著多从其说;３２００万人,此...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西域同文志》、《西藏奏疏》简介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系日本著名东方学家松田寿男先生关于我国古代天山边疆和西域史地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1956年出版,1970年增订再版。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了根据增订版翻译的中译本。该书由绪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及《补考》增补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天山山脉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意义,指出天山山脉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干线“丝绸之路”的母胎,是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一方面,它起到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万里长城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天山山脉成为各种形力犬牙交错的活动“焦点”,尤其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第一部分,论《汉书》中的天山诸国。作者以评论《汉书·西域传》的史料价值为基础,对书中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