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铸 学问的乐趣》

常翻读王以铸老师翻译的《古代罗马史》,译文既准确又优美。今天读这篇访谈,其中细节尽显老一辈学人的风骨,向老先生致意!     

评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正日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菊地利夫教授撰写的《历史地理学方法论》著作(东京:大明堂1977年版),是一部在日本历史地理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自1987年起,由辛德勇老师翻译后在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进行连载,当时题名为《历史地理学导论》。译文刊出后,也引起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然而,年经     

翻译过程中的语篇衔接与连贯

随着许多学科如心理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的介入,翻译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对翻译文本的研究,探索翻译过程也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视域。翻译过程是译者解码原文和编码译文时进行文本加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必须体现语篇的衔接和连贯。本文尝试将图式理论和语篇分析结合起来,用有声思维的方法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解码原文和编码译文时义本加工的具体方式,以此来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达到语篇衔接和连贯的途径。     

《西藏文艺》当代藏族文学发展的记录

《西藏文艺》当代藏族文学发展的记录伦珠朗杰（白拉译）１９８０年《西藏文艺》诞生了．由西藏文联主办。这在藏族文学史是一个创举。创刊之初只有大丹增等三位编辑人员。当时用藏文创作的人极少,编辑人员到处约稿、求稿。然而创刊号只组织到７首创作作和两篇翻译小说。...     

联结中、日、朝的稻米之路

关于座谈会的说明 本文原载于1989年5月13日的《西日本新闻》,后来又由《文明的十字路口》(博物馆等建设推进九州会议.编集委员会编)第九卷第一号转载.译者要求我对这次座谈会做些说明.1989年4月27日,当我在日本国佐贺县参观吉野个里遗址之后,曾由西日本新闻社邀请中国、日本和南朝鲜三国的考古工作者进行座谈,主要有两个课题,即联结三国的“稻米之路”和吉野个里的成长.这篇译文所收的,仅限于前一个课题.从座谈会的发言情况来看,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之处,可以看出彼此间的不同立场和倾向,作为学术交流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值得向国内介绍,并希望能引起考古界的关心,以便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校对译文时,仅对原文的个别年代错误作了订正,在必要的地方用括弧作适当的注解,其他一律未作更动.     

从大亚湾登陆到广州陷落

本文摘译自《支那事变战迹之栞》。译文原由日本东京《陆军画报》出版社编,是1938年12月1日出版（即广州沦陷后不久）的袖珍本,分上、中、下三卷,非卖品。     

《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的"同源性"探析

《儿女英雄传》和《红楼梦》具有众多相通之处,这在清代小说中是独特而唯一的。这除了《儿女英雄传》对《红楼梦》的有意借鉴与模仿之外,与它们的作者都是生活在北京的满族旗人不无关系。满族的民族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满族兴衰、满族命运的关注正是《儿女英雄传》和《红楼梦》写作共同的源,主要表现在他们具有共同的满族文化背景、共同的八旗衰落的时代背景和共同的担忧八旗命运的心理背景。     

在东京目击中日邦交正常化

为配合中日复交赶写通讯 在田中角荣首相到达北京那一天——1972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的通讯。 这篇通讯,署名“新华社记者”,是我为了配合田中首相访华而赶写出来的。 我是1964年9月,作为中日间互换的第一批中国记者,到日本常     

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

已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旧事重提,从2011年9月21日到2012年4月下旬,在9个月的时间内,《中华读书报》连续用4个半整版的篇幅,先后刊载了王学典与李希凡两位先生有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的三篇长篇争论文章,后来,徐庆全先生又以连     

“草生人”神话与日本国家的诞生

“草生人”,指人从草中诞生,这是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独特的人类起源神话。最初的人类、诸神、国土都“由草而生”,这是日本原始神话;在神的意志下“二次诞生”的新人类成为了日本国民,为天照大御神统治苇原中国、天皇统治日本建构了合理性,这是“原始神话变异体”。中国典籍中的“苍生”进入日本官方史书,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日本最初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日本国家建立的初期,通过“记纪神话”统一国家思想,与建立律令制国家的努力同等重要,而奈良朝廷为了建立独立国家所全面效法的正是中国。     

时序“矛盾”与“增删五次”及版本传抄——《红楼梦》中时序“矛盾”考辨之四

现存《红楼梦》(《石头记》)所有的版本,都只是过录本。这些:过录本,完全有可能不是抄自一种版本,而是拼凑抄的,即都不是据曹雪芹的原稿抄录的(更不是曹雪芹的原稿),这样也就难免出现矛盾现象了。因此,《红楼梦》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不一定都是曹雪芹造成的,而有些是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造成的。同时,还有一些是由于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修改未尽”而留下的“痕迹”。另外,也与作者的注重写意有关。     

《红楼梦》中的闺阁私语情话——从二十五回凤姐打趣黛玉的“婚事”说起

《红楼梦》中有许多描写年青闺阁女子以情事或婚姻来打趣对方的场景,是小说中旖旎动人的闺阎女子日常生活情景的一部分。这些对于闺阁女儿私密情话的描写出现在礼教对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束缚异常严酷的明清时期,其实并不然,我们认为它既是明中叶以来人们追求个性解放思潮在女性生活领域引起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作者尚情美学理想追求的一个重要体现。     

论《红楼梦》与神仙思想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吸收了丰富的神仙思想及其象征性元素,并对之进行了想象性和艺术性的再创造,拓展和深化了神仙思想的审美尺度和思想内涵.曹雪芹借仙山、乐园和游仙等神仙思想及其信仰的各种文化因子,建构了全书整体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情感氛围和价值取向.在对待神仙思想的态度上,曹雪芹既批判了神仙思想中虚幻、荒诞和偏颇的成分,也对神仙思想所倡导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世界充满向往,成为其塑造环境和人物形象的内在动力.《红楼梦》既赋予神仙思想以审美色彩,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艺术价值.曹雪芹吸收神仙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进行创作与民族文化心理有关.     

A civilized nation: Japan and the Red Cross 1877–1900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both the Red Cross and the Japanese Red Cross is based on a teleological and eurocentric narrative which is strongly shaped by national histories and focused on persons. To assume 1863 as the founding date of the Red Cross is highly debatable, considering that most national relief organisations were renamed ‘Red Cross Societies’ only in the 1880s. In this Japan is no exception, since first a Haku-Ai-Sha (Philanthropic Society) was founded in 1877 and then turned into the Japanese Red Cross Society in 1887. Japanese actors must be regarded as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and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Red Cross movement who saw an ideal and a model in the Euro-American ‘way of civilisation’ and humanity. It has taken about 30 years to turn the Haku-Ai-Sha in Japan into a humanitarian society which is accept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with its 728,507 members in 1900, which constituted the largest Red Cross Society in the world.     

《三国志》日译本得失谈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汉籍古典名著的今注今译工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三国志》而言,近二十年以来,中文及外文译本已多达十来种。然而有些译注者疏于校释,以至时有错谬。日本学者今鹰真等三人的《正史三国志》。(含裴注)日译本,有些地方还胜过了中文今译本。本文对日译本与中文今译本的译文进行了初步比对,从语言解释、底本校勘等角度列举了二者的得失,藉以说明进行汉籍今译工作时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性。     

关于贾宝玉是性别认同障碍者的猜想辨析

日本汉学家合山究教授,2011年出版的专著《<红楼梦>——性同一性障碍者的乌托邦小说》,是日本红学界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合山氏在书中披露了主人公贾宝玉属于性别认同障碍患者的大胆猜想。这种观点在日本汉学界可谓前无古人,其研究特点在于,借用心理学上的GID性别认同障碍剖析贾宝玉的人格特征、行为举止等,并以此解释《红楼梦》中众多疑团;并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成书意义等做出基于GID性别认同障碍立场的解释。而我们认为这种猜想其实是文本对宝玉的"女性化"处理得来的,其真正病因在于儒家意识形态压制下的非主流男性气质的曲折表现。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小泉八云异文化理解中的归属意识

小泉八云于1890年赴日,后加入日本国籍。他的作品洋溢着对日本古老文明的赞美、怀念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辛辣批判。这使得他在当时倡导“和魂洋才”的明治日本中期成了“日本文化发现的恩人”。经历了从英国、法国、美国、再到日本的流离生活,使得他对异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本文将从比较文化论角度通过分析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的受容及其文学作品,探究小泉八云对异文化以及自身归属问题的认识。     

藤井省三的鲁迅作品新译——以《阿Q正传》为中心

鲁迅的作品在日本译本众多,藤井省三是当代鲁迅研究者的一位代表,他于2009年出版了自己的新日译本,挑战代表专家竹内好的翻译手法,突出“异化”,摒弃“归化”。藤井的新译本有着明显的和传统译本的不同,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鲁迅研究的新动向。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