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

20世纪初至1930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倚仗日本关东军,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各地海关。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出超的局面在1933年反转,并且入超额出现扩大趋势。伪满政权极力促进所谓的“日满一体化”,使得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向对日贸易集中。随着列强的经济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伪满洲国逐渐步入统制贸易之途。     

伪满洲国中期金融统制的强化（1937—1941）

伪满洲国统制金融是伪满洲国史、伪满洲国统制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着重考察1937年至1941年,即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执行期间的金融统制问题。具体从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与资金需求、强化金融机构统制、加强对一般企业资金统制以及强迫资金供给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大和旅馆：伪满洲国政权诞生的＂产房＂

1903年,在军事要塞旅顺的太阳沟宽敞的街道旁出现了一座两层半的欧式楼房。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座本为私宅的“洋房”后来成为了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名下的第一家“大和旅馆”,成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行宫,伪满洲国政权诞生的“产房”,上演了一幕幕复辟与分裂的丑剧。     

伪满洲国的金融统治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觊觎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20世纪初即开始金融渗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性金融体系。本文从伪满金融体系的经济背景、金融制度建立以及金融体系运作角度说明日本在伪满金融统治中的指挥地位,论证伪满洲国金融统治的傀儡性。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制度

本文从伪满中央银行的产生、性质、职能角度研究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伪满中央银行是在日本操纵下继承四行号业务基础上设立的,所谓＂圆活金融、稳定币值、统治金融＂不过是日本扩大对伪满洲国侵略与掠夺的手段与工具,其本质是实现日本的利益最大化。基于上述原因,伪满中央银行作为发币行和政府的银行之职能畸形膨胀,却无法承担集中存款准备、充当最后贷款人以及组织商业银行清算等＂银行的银行＂职能。     

关于伪满洲国的文化监管法规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奴化政策,不允许生产和传播任何威胁伪满“立国基础”的文化产品。这种文化控制是通过《出版法》与《电影片取缔规则》等一系列法规实施的。本文分析了这些法规制定的目的、实施的效果,特别是《出版法》的溯及既往条款、印刷所地点条款和《电影片取缔规则》的儿童保护条款,最终揭示了殖民主义政权的本质。     

浅析伪满洲国工业统制政策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在沦陷区建立了伪满政权。日本在伪满统治的14年间制定了一系列工业统制政策。大肆掠夺东北的煤铁、石油、金属、棉、粮等物资。这些工业政策的实行,破坏了中国的经济,造成资源外流,人民生活困苦,民族工商业衰落,经济发展严重失调等问题。     

论伪满洲国工业史研究的意义

研究伪满洲国工业史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揭露日本的殖民掠夺和殖民侵略;其次,有利于归纳中国东北工业发展的总脉络;最后,有利于驳斥日本右翼"建设东北"的谬论。在评价伪满时期东北工业发展问题时,一方面应注意到伪满时期东北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到它的本质,即掠夺性和灾难性,两者不可分割。     

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伪满建国初期的建筑文化变迁——以《满洲建筑杂志》为中心

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地区修建了大批建筑,这些建筑的设计、选材、风格等都与以往的建筑有所不同。通过《满洲建筑杂志》的诸多文章可以看出,伪满洲国初期的建筑在建筑样式、建筑工艺、建筑结构和建筑功能等方面都发生明显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建筑文化。     

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观鹅图》始末

清宫的书画收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窗口。大量珍贵的前代书画作品从民间进入清代宫廷,并在乾隆朝形成鼎盛局面。成为宋徽宗以来又一个皇家艺术收藏的高峰。这不仅是封建集权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自清王朝覆亡至满洲国出笼,逊帝溥仪及其小朝廷在北京、天津及长春的一系列复辟和称帝活动中从未放弃对清宫旧藏的关注与重视,将之作为象征皇家名分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以1746年到1940年代元代钱选《羲之观鹅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收藏过程为脉络,通过考察画卷上诸多收藏印鉴和题跋来认识清宫绘画收藏的兴衰转折及其历史意义。在近200年的皇家收藏史中,特别是在清皇室20世纪所经历的变故中,这一画卷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其奇特的收藏始末,深刻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史中的一段精彩画面。     

论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

本文对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进行归纳、梳理,并通过与商代人兽母题青铜器的比较研究,认为商代人兽母题纹样发展到西周时期,已明显发生了变化,即已由完全宗教含义转变为单一的军队威猛的象征,是炫耀战功的一种形式。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探赜索隐 钩深致远——论魏晋六朝人物画风的演变

在中国绘画史上,魏晋六朝是中国人物画由汉代粗放简略的画风转向精致工整画风的时期,其内部也因不同时期的审美趣味蕴含了一一个整体性演变过程,显示出人物画风格成熟过程中诸多样式的艺术追求。     

略谈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瓷器手工业的磁州窑因素

磁州窑系是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最大的民窑体系。本文从山东地区发现的磁州窑系瓷器入手,分析了山东地区磁州窑输入瓷器的分期特点,以及磁州窑对于山东地区制瓷工业的影响,并探讨了发生这种影响的原因。     

论先秦秦汉时期的两重君主观

《诗经·小雅·北山》中有一条学者经常引用的资料 ,即“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似乎一元化的君臣名分在西周就确立了 ,其实这与事实不符。稽考史籍 ,先秦社会士的君主观绝非如此 ,甚至到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已经建立 ,君主专制政体已相当完善 ,一部分士大夫还没有把皇帝奉为自己唯一的君主。他们的君主观具有两重性 ,不仅认为皇帝是君 ,举主、府主等人亦可作为“君”。君臣名分多元化乃是先秦秦汉社会的普遍现象。     

殷周贵族行车礼俗探析

殷周时期贵族行车十分讲究。他们在享受生活和权力的同时 ,逐渐在行车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殊礼俗。从对道路的严格管理及专路专用 ,到行车时保持的一些特殊礼俗 ,诸如繁妆其车 ,乘车的尊序 ,登石上车以及对车器独特的养护方法等 ,都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礼制秩序下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古文字材料,对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的年代及商周“长”族地望进行了探讨,认为古“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郊,各地与“长”有关的族氏与地名中,出于三晋的可能源于“长子”故地及留在原地的一部分遗民,出于其它各地的可能属于长氏分族。     

春秋时代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列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分封制度下诸侯的法定身份。西周时期,诸侯阶层内部依据五等爵规定的等级制原则分配权力、财富并确立对天子承担的不同义务。迨至春秋,五等爵仍被奉为重要的外交准则,对列国的朝聘会盟活动发挥一定的影响。然而,随着天子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春秋列国开始依据实力强弱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五等爵原有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战国时代,五等爵制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