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中的无为县船工动员研究

船工是渡江作战的基础,船工动员是战役准备的中心环节。隶属于中路集团军第3野战军第9兵团的第27军,在无为县境内开展船工动员工作。动员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不是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所能涵盖。前期的船工动员,因工作方针的失误,一度陷入困境。此后重新调整动员策略,对船工进行物质抚恤的同时,还广泛采取了诉苦运动、形势教育、"拉感情"、立功运动等多种形式的动员路径,从生活保障到精神激励,多管齐下,调动了船工的革命热情,保证了渡江作战的顺利开展。     

“组织”的力量: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研究

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是中共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政治动员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及个别情感谈话等方式,构成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性链条,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与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动员的实际效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成为推动"南下"战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障,亦为中共政权的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实践经验。     

思想·解放

<正>2018年被定为"改革开放"40周年,全中国上下都要隆重纪念。从历史回顾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标志很多,在我看来首先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政治行动,其次是1978年"思想解放"的社会动员。政治行动终结了"文革"班子的专制统治,社会动员重启了被禁锢的全民心智,二者缺一不可,离开"文革"专制的结束或思想解放的推动,"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身处1976年的我们这一代,小学没毕业、中学几乎没念,对国家大事的了解除了定期传达的红头文件外,只有报纸、广播。当年高层发生重大变故     

抗战时期蒋介石全国总动员理念释辨

对蒋介石在抗战动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应给予客观评价。就其动员指导理念而论,史实表明,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就开始形成了实施"全国总动员"的设想,其主张包括:实施国家总动员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实施国家总动员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都市而在乡村;实施国家总动员是现代国家的唯一特质。客观辨析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理念,其目标主要指向是"抗日"而非"反共";其实现方式是"组织""统制"而非"放手发动群众";其实践后果是"政府包办"而非"全民抗战"。     

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正>一、县委要求过"革命化春节""大跃进"实际上从1957年就开始了。是年冬天,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应城县委要求大家遵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立即动员起来,掀起全县"大跃进"的高潮。1958年的春节即将来临,县     

论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动员的逻辑

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农民是分散的,中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是通过在动员中不断提高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效能来动员和组织农民。在陕甘宁边区,动员最初大多是指向经济内涵,主要包括农民的财物、人力与畜力,即对农民负担的动员。负担重不重,公平不公平,是边区政府与农民对动员的两个共同的关切。经济动员一旦出现问题,则通过政治上相应的举措进行补救,政治和经济相辅相成,成为动员的两翼。陕甘宁边区动员的展开逻辑,是从不正规动员到正规动员,再到累进税制。动员在初期主要是临时的不正规动员,劳师动众,浪费民力又效率不高,此后虽然作为正规动员的救国公粮等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但不正规动员仍占有相当比重。为解决不正规动员的问题,边区政府开始着力解决边区"头重脚轻"的政权结构,充实加强乡政权,并努力把乡政权工作正规化、经常化。在充实乡政权取得一定成效后,边区走上了从动员转向累进税收的正道,从而真正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抗战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     

冷战时期台湾地区报刊舆论的演变

<正>20世纪中国的"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除了1949年前战火纷飞岁月的各种情况,还应包含1949年后冷战背景下的特殊情形。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政权,12月7日中国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两党隔海峡而对峙、对抗,并随时准备开战——进行大陆称作"解放台湾"、台湾名为"反攻大陆"的国家统一战争。这种情势也反映到报刊的舆论动员中。大陆地区从"打倒美帝及其走狗蒋匪帮""解放台湾"的宣传鼓动,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呼吁,一直在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支配下展开,其脉络比较清晰;而台湾地区则不仅存在官方报刊立场的前后变化,而且至始至终还有民间报刊的不同声音,线索复杂。大体来说,冷战时期台湾地区报刊舆论动员的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     

冷战视域下的金门女性地位变迁研究

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居台湾之后,将金门视为日后反攻大陆的跳板,在金门地区实行所谓的"战地政务"。该政策的实施,对金门女性的地位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为军中士兵服务的性工作者在金门出现;同时,大批军人的到来也使婚姻市场上的女性和普通家庭中已婚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女性也被动员起来参加军事活动及女性士兵在金门的出现。整个冷战期间,和男性一样,金门地区的所有女性也被强制性地动员起来为国民党政权服务,成为国民党政权反共和"反攻大陆"的工具。     

新中国国防动员体制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我国的国防动员体制是在借鉴苏联国防动员体制、继承我党革命战争动员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其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1949-1955年为应急性探索时期,1956-1962年为仿苏全面建设时期,1962-1978年为非常发展时期,1978-1993年为恢复调整时期,1994年至今为充实完善时期。通过对我国国防动员体制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得出以下启示: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动员决策和平战转换的快速高效;突出政府的主体地位,科学规范动员供需对接机制;紧密结合国家体制改革,实现动员职责的普遍化;着眼于权威高效,构建实体性的国防动员组织领导体系;健全动员法规制度,构建“法制主导型”的运行体系;适应动员环境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动员体制的改革创新。     

第五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概述

<正>2014年7月12~13日,由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协办的第五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合肥举行,来自国内各地高校及科研机构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新闻史研究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的主题,对战时报刊媒介话语与舆论动员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概述如下。一战时报刊与政府、国家的互动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寸铁”与中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动员

宣传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革命的重要手段。国民革命期间,中共通过刊物专栏"寸铁"这一独特的发声渠道,传播国民革命知识,阐述其革命思想,为国民革命顺利推进构建思想舆论环境。对于反革命者,"寸铁"持续与之进行舆论斗争,以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对于阵营内部的同盟者,"寸铁"则发挥规训作用,以达到"减轻右派的反动力量"的目的。虽然国民革命未获成功,但中共关于革命宣传动员的历史记忆和"寸铁"的话语传统却得以保留,这为此后中共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性别与革命:近代以来秋瑾形象转换的考察(1907—1945)

秋瑾就义后,在清末社会舆论的推动下,以"男女革命"的无辜受害者的形象出现;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及后来的国民党为其构建了"革命先烈"的政治形象;抗战爆发以后,为了动员全国妇女投身抗战,秋瑾以"女革命家"的政治符号出现在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之中。秋瑾的形象转换主要受当时政治形势、社会舆论及文学作品等影响,其中政治因素是决定性的。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1940 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

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在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也曾制订防除蝗虫计划,"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还编印书籍,专门研究蝗虫习性,并且设计了种种治蝗方案.但是,伪政权的治蝗社会动员缺少民众基础和具体组织措施,甚至一些官吏盲信迷信,借治蝗以中饱私囊.沦陷区内"官吏猛于虎,苛政猛于蝗".历史表明,不同政权控制区的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蝗灾的监控与治理检验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向背和政权兴衰.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封闭的村庄:1940—1944年晋西北救国公粮之征收

成功动员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本文在分析1940-1944年晋西北征收抗日救国公粮后认为,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就已经以村庄为中介,巧妙地利用征收公粮的契机,通过把村庄作为公粮征收单位,构建了一个个"封闭的村庄",并充分利用"封闭的村庄"内部的宗族、租佃关系等矛盾,成功地将国家与农民勾连起来,从而充分地动员了农民。     

大事件影响下的城市空间演化特征研究——以昆明为例

本文将大事件作为一种植入城市进程中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分析了大事件空间效应的形成机制,认为"大型投资"与"社会动员"是嵌入城市社会空间统一体并推动城市"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化的内在机制。进而以昆明市为例,界定了昆明世博会的空间影响期,研究了影响期内城市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化的基本特征。文章认为世博会的植入是上述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并从空间投资、社会动员与社会植入的角度建立了昆明世博会与城市空间演化关系的解释框架。     

建国初期山区土改中的群众动员——以陕南土改为例

建国初期山区土改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成功的群众动员。为了在旧势力强大、信息闭塞的山区把广大群众普遍地动员起来,土改工作组广泛开展了阶级教育、"谁养活谁"的教育和翻身教育。群众一经动员起来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现混乱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省或下发文件予以指导纠正,或派人赴山区检查制止,使不正确的做法得到及时纠正,保证了土改工作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     

面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周刊

<正>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抗战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9月29日毛泽东又在发表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11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也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本着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的原则,当抗     

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