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本文考察了东晋时期寻阳陶侃家族的历程。以陶称之死为分界 ,陶氏在东晋经历了从武到文、从军功走向隐逸的变迁。东晋初期南土将领与侨姓士族矛盾重重 ,陶侃因受侨姓士族排挤曾“潜有异志”。陶侃死后 ,陶称被诛 ,陶氏深受打击。此后以陶范为代表的陶氏后人曾努力想进入东晋主流社会 ,但由于出身关系而遭排挤 ,最终衰落。至东晋后期 ,陶氏以隐逸人物闻于史。陶潜和陶延寿在晋宋之际有振作的迹象 ,但侨人政治的现实使他们最终失望。在东晋侨人政治的传统下 ,陶氏的历程对于南方寒族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356页。定价5.40元。田余庆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史学佳作。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总的说,多属静态的观察,而缺少动态的研究。《门阀》一书正是在动态方面进行了尝试,并且获得了成功。众所周知,东晋一朝皇权不振,几家门阀士族相继专权。对东晋的政治产生了巨大     

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发展

东晋至南朝,杂传与谱系撰述均保持着持续盛行的态势,并未明显呈现波动变化的轨迹;杂传撰述整体上保持着对谱系撰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是杂传撰述的主要参与者,并在杂传撰述中,他们烙上自身重名、尚人物、强调门第的思想印记;门阀士族热衷谱牒撰述,在于谱牒既能迎合士族门阀观念的需要,又能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     

谢玄：从“芝兰玉树”到“冠军将军”

正中古时代,门阀政治大行其道,在东晋时也达到了巅峰之境。所谓东晋门阀政治的显著特点,就是王、谢、桓、庾等门阀士族权倾朝野,与司马氏皇室共掌天下。因此朝堂之上,波诡云谲。与此同时,北方的前秦政权势力不断扩张,并开始向南侵扰,对东晋王朝构成重大威胁。在此内忧外患之际,出自陈郡谢氏的大族名臣谢安多次力挽狂澜,使东晋王朝转危为安。而辅佐谢安的诸家子弟中,自然要数其侄谢玄的功业最盛。     

东晋士族与兵权——侧重于侨四姓士族掌兵权之研究

士族是东晋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统治阶层 ,兵权是国家权力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晋的国家武装可分为中央禁军、都督区两类。本文对士族 (以侨四姓为主 )担任军职和统兵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归纳出 :一、士族掌兵权呈主体差异性、家族世袭性 ;二、由于兵力分布上的地域差异 ,东晋一度 (前、中期 )呈内轻外重之兵势格局。     

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

禁卫军权是中国古代专制君权的有机构成。东晋一朝百余年间门阀士族专政，他们在掌握中央行政权力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东晋时期发生的多次政治斗争都与禁卫军权有密切的关系，朝廷利用禁卫军承担宫殿保卫和京师防务，叛乱专权者亦注意亲自或任命亲信担任禁卫长官控制禁卫军权以便专断朝政。禁卫军权对东晋政治的影响虽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关系的考察，使我们看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另一个侧面。     

南北朝士族谱系的异同与意义范兆飞

正门阀士族是中古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在魏晋时期得以成长壮大,随着西晋王朝的崩溃,部分大族相继南渡过江,出仕东晋南朝;部分门阀大族或滞留北方,或迁往关陇,或迁往东北,出仕十六国北朝。因此,门阀大族在南北朝的发展道路体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唐人柳芳《氏族论》的观察最为精辟,"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     

南朝的谱学与政治

南朝谱学是南朝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门阀政治深刻地影响着南朝谱学的发展,反之,谱学也成为门阀士族维护其特权政治的工具。南朝谱学的政治功用是它一个突出的时代特点,表现出很强的姓氏与地望相结合的姓族特征。同时,南朝谱学与南朝的选官、婚姻有看密切的内在联系。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研究

庐江何氏兴起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南朝,衰落于侯景之乱,是东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侨姓高门之一。考察这一家族主要成员的生平行状、婚姻仕宦以及文化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士族门阀问题。一《晋书·何充传》:“何充字次道,庐江潜人,魏光禄大夫祯之曾孙也。”按魏晋时期庐江郡潜县,地当今安徽霍山县。“魏光禄大夫祯……”句有两点应校正:其一,“祯”与“桢”形近致伪,当作“桢”。其二,何桢入晋方为光禄大夫,“魏”字误也。关于何桢,史书无传,其     

“关中郡姓”辨析

《新唐书》卷 199《儒学中·柳冲传》引柳芳论氏族说 :“过江则为‘侨姓’ ,王、谢、袁、萧为大 ;东南则为‘吴姓’ ,朱、张、顾、陆为大 ;山东则为‘郡姓’ ,王、崔、卢、李、郑为大 ;关中亦号‘郡姓’ ,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代北则为‘虏姓’ ,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这段话又见《唐会要》卷 3 6《氏族》类 ,惟将两个“首之”改作“为大” ,并补“各于其地 ,自尚其姓为四姓”两句。暗示柳芳是从地域分布及来源论士族姓望的。今人多称此文为《氏族论》。柳芳所论“侨姓”与“吴姓”实际上是南朝士族 ,侨姓是东晋以…     

两晋南北朝土族门阀的特征

两晋南北朝土族门阀的特征乌廷玉士族门阀是身分性地主，古籍中称＂右姓、著姓、冠族、茂族、势族、华族、甲族、望族、名门、盛门、旧门、权门、高门、华宗＂等。近年史学界称士族地主或土族门阀。这个阶层从东汉末年直到隋唐，前后活动数百年之久，其势力鼎盛期是在两晋...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

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王连儒永嘉初年,在谢鲲避地豫章,出任王敦长史以前,陈郡阳夏的谢氏家族,似乎并不被人所知。因此,永嘉之乱后,谢鲲率族人辟易江左,无论是与侨姓士族还是江南土著大姓相比,都不堪为人称说。目前,我们见之于史书的有关谢氏家族的材料,自谢鲲、...     

浅析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的原因——从武则天采取的几项措施来谈

门阀士族自东汉形成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拥有着特殊优越的地位。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但到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已逐步走向衰微。而在武则天掌权的前后一段时期,由于君相权力之争,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及士族自身的不足等原因,使得门阀制度经历了一次致命的震荡,士族地位直线下降,加速了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消亡。     

晋宋之际门阀变革研究——以刘裕姻戚为对象

田余庆先生将刘裕称为门阀制度的掘墓人,认为刘宋皇权统治下的门阀士族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学界也大都认为晋宋之际,庶人阶层的上升,是门阀制度解体的开始。然细究晋宋之际的上层政治环境,发现门阀制度在此时发生的"变革"不是解体,亦不是式微。只是门阀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吸收了新的阶级加入,变为了军阀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但其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刘裕姻戚家族的地位变迁,恰恰说明晋宋之际门阀制度的这种新变化。     

称号、口号与东晋民变——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例

古代四民包括"士、农、工、商",历史上的民变是一次次由各种各样的阶层的"民"组成的"人民起义"或者称"民变"。民变为了昭示其正统性和合法性,大多有口号、称号,孙恩民变是东晋末年次等士族利用民怨谋求改变地位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一次民变,"征东将军"就是孙恩的称号,这一称号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同时这一称号又是这次民变的一个口号。本文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切入点,分析东晋末年民变各阶层背后的世界。     

魏晋南朝的棋品等级与士族政治

棋品制的出现与汉魏以降围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魏晋名士将围棋作为展现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的手段,因而围棋得以作为魏晋风度外化的物质载体而流行。作为一种等级序列,棋品在外在形式上模仿了王朝实行的九品官品制度。从现有材料来看,棋品制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晋,认为棋品形成于曹魏的观点并无充分的依据。东晋南朝时期,棋品的评定主体经历了"个人—官方机构—皇帝"的变迁,这与人物品评的演进趋势相一致。南朝时期棋品等文化等级评定的盛行体现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力图在文化领域建立独立于政治秩序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而棋品评定主体的变化则显示皇权已经将文化这一士族传统的优势领域纳入到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即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     

琅琊王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从墓志和文献记载来看,高门士族固守南北不婚的传统原则,固守自己的郡望,而远离南方土著社会,又由于居住地和葬地都没有固定在侨郡县中,因此,不但不能对侨居地产生情感的认同,而且也不能与侨郡县中的乡族势力结合,使之成为支持力量,是造成其在东晋后期以后逐渐失去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刘宋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与刘宋政权的兴亡

一、刘宋政权建立初期的政治局面 南朝第一代刘宋政权的建立一方面是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寒门士族打破两晋以来门阀世族对国家政权垄断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寒门士族与高门士族相互妥协、相互结合的结果。由于这种原因,刘宋政权建立伊始,其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较之东晋时期就更为复杂,因而也就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东晋政权为高门士族所左右,从过江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直到桓玄代晋称帝,强臣慑主,王权积弱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司马氏政权积弱而亡的过程是刘裕亲历亲见的,如何避免这种局面再     

北魏分定姓族与郡姓体制北大核心

北魏分定姓族,包括汉人郡姓和代人姓族的评定,确立了以“郡姓体制”为核心的新门阀制度。汉人郡姓评定、确认郡姓分布格局和评定郡姓等级,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内核;构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的姓族秩序,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外延。代人姓族评定、改迁洛代人为河南人和促成代人姓族“郡姓化”,是对“郡姓体制”的补充和完善。“郡姓体制”将胡汉大族纳入新门阀制度中,具有整合汉人士族和代人勋贵的功能。此后,“郡姓体制”长期成为北朝隋唐门阀制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