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经济开发政策研究——以甘川青交接区域为例

民族经济开发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开发政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民族区域的发展。本文以甘川青交接区域为例,从民族经济开发政策的动机和目标出发,系统评价了历史上国家对本区的开发政策,提出了今后区域开发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     

日伪对华北粮食统制研究(1933—1945)

粮食是重要的战备物资,日本自局部进犯华北至战败,对华北粮食的统制经历了“日满华经济提携”指导下的农粮调查、“增棉保粮”政策下的粮食开发及贸易统制、“重点开发”及封锁掠粮、服务“决战体制”下的行政收买及武装掠粮四个阶段。粮食统制的变化与日本战略扩张及维持沦陷区治安密切相关,本质是维持华北沦陷区的“兵站基地”作用。日伪对粮食进行殖民性开发、劫掠式收购、差别式配给,掠夺强度不断加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但囿于华北农情实况和各界抗争现实,日伪主观统制意图与客观经济规律难以调和,粮食统制最终走向失败结局。     

战后日本地域开发政策的展开及其特征—兼论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一般说来,地域开发政策是指日本政府对国内某些拥有开发潜力的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较大量的行政投资、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工业剌激计划、改善私人企业经营条件,并由此引导私人企业进行投资经营的经济政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它实际上是所谓区域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大致相当于其中的区域发展政策,并兼及区域调整政策的某些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将地域开发政策与其它经济政策相互配合使用,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因而研究日本地域开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特征对于理解日本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我国…     

功垂天山——纪念王恩茂同志诞辰100周年

作为对当代新疆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和深远影响的政治家，王恩茂生前在繁忙的工作中，情系新疆石油工业，把发展石油石化产业放在全疆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的位置，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指导意见，对新疆三大盆地油气勘探开发和石油化工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发展路径选择

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是国家新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域,是西部大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通过历史考察、对比分析和综合分析,深入研究了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发展路径选择.本文认为: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建设最显著的特色应当是大力发展高技术,加强自主创新,建设成强大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加强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集成发展,推进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交,打造寻根祭祖和周秦汉唐特色旅游品牌.     

西南的敦煌——大理

大理,位于云南省的西北,地处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东南亚半岛的结合部,它是我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灿明珠。这里风光秀丽,景色迷人,历史悠久,文物荟萃,是祖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4000多年前,白、彝各族的先民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历史上宁夏的几次大开发

本根据有关史籍资料,对中国历史上宁夏的几次大开发进行了初步爬梳,指出宁夏开发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即汉代、盛唐、清初三个大开发时期,宁夏的开发具有典型的军事边塞经济特征,因而传统经济较为薄弱,这是清末以来宁夏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     

21世纪的太平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评价

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在环太平洋沿岸和浩瀚海洋中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分布着40个国家和一些尚未独立的地区,太平洋地区国家陆地面积占世界的46%,人口占世界的40%,但却拥有全球50%以上的GNP和近1/2的世界贸易总额。二次大战以后,太平洋地区的迅速崛起,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已日益被国际社会所公认。本文立足于政治军事地理及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以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的基本结论为出发点,从资源、经济、政治、军事等四个方面对太平洋在21世纪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与评价。指出太平洋不仅是人类有待开发的巨大资源宝库和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地区而且是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和地缘战略中心,是世界上各大国和大国集团矛盾的焦点,以及军费增长最快和军备最密集的地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围绕太平洋地区控制权的争夺竟会日趋激烈。因此21世纪的世界是走向和平还是步入战争,关键取决于环太平洋地区各种战略力量的矛盾与合作。     

玉带飘太行——会战太旧路综述

势在必行 东出太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全国经济改革中展现山西人的风貌,融流与世界的经济大潮,这是山西人的梦想和追求。何时能走出大山、走出娘子关? , 山西四面环山,天就的地理封闭环境,历史上又形成了山西自我封闭的意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山西在全国经济迅猛向前发展的大形势下落后了。深圳十来年由一个普通小镇一下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广东引来了大量外资,全省的变化,县乡村的变化,人民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有的县一年修路投资高达11个亿,而我省全年修路投资还从没超过10个亿。沈     

贵州企业公司研究（1939—1949）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政府为了完成“开发贵州,建设西南”的历史使命,根据战时经济形势和贵州财政状况,创建了抗战时期我国第一家省营大型企业,即贵州企业公司。该公司在投资办厂方面具有重调研、重引导、重工矿交通建设以及重时局需要和地方资源等特点。在经管方面的成功之处则表现为组织系统比较全面和严密、决策机制充满活力、生产经营分工合作、财务制度健全有力以及重视延揽和培训人才,讲究员工福利等方面。贵州企业公司不仅在开发产品与技术,探测黔省地下资源,带动和促进贵州近代经济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经管模式更是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该公司本身的兴衰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有益的历史启示。     

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

本文主要从中心——周边系统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晋南地区两个商城的政治经济活动,特别是跨地域的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的问题,并认为聚落形态的变化尤其是城的兴衰,应从政治、经济系统的角度考察。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阶段,政治中心从周边地区掠取重要自然资源战略的改变,往往会影响人口的移动和城市的兴衰。     

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吉林省开发开放走廊带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讨论了图们江地区开发前景及其对吉林省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阐述了吉林省东西向条形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提出吉林省应利用图们江地区开发开放和新亚欧大陆桥建设的契机组建东西向开发开放走廊带,使该走廊带成为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轴线,从而促进吉林省经济的振兴。     

珠江河口区可持续发展崭新模式--建设生态河口研究

生态河口是河口区发展的一种理念和模式。本文在分析珠江河口区面临的严重挑战和遇到的难得发展机遇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生态河口是珠江三角洲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崭新模式。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建设珠江生态河口的战略对策.以期为河口三角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寻求一种崭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模式。     

明清时期潇河河道迁徙原因分析

潇河是汾河的第二大支流,其流域是晋中重要的经济区域,明清时期流域水患灾害渐重,其中下游河道频繁迁徙是新出现的灾害。由于流域较小,正史记载不详,本文以地方志为主要材料探究了河道迁徙的主要原因。鉴于历史时期该流域植被一直较少,明清上游白马河一带又未出现较大规模的山地坡垦,故河道迁徙之根源应在下游。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流域洪涝暴雨是河道迁徙的直接诱因;其次,下游湖泊消失、渠道密集等生态环境之变化则是根本原因。     

开发青海境内黄河水电资源刍议

青海境内的黄河水电资源开发为青海省及流域区其它省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水电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链的延伸,使青海境内的黄河水电资源开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何加快青海境内黄河水电资源开发,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将是目前省政府和电力部门所共同面临的课题。对此,笔者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中国制造业重心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与趋势研究——基于2001年和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东部地区向中国内陆及周边国家的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而制造业的区域转移是该过程的主体。本文对中国制造业不同尺度的份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讨论并对二者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制造业重心基本空间格局未发生变化,但已发生明显的份额变化;第二,制造业份额变化涉及多个空间层面,并遵循随经济发展水平增长而降低的梯度原则;第三,根据2001年和2009年中国地市级尺度制造业份额变化及其影响要素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研究结果,中国区域制造业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且仍对低成本劳动力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交通设施改善对于制造业份额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新中国治淮方略演进研究

淮河流域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区域,在我国生态环境演变中具有典型意义。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进行系统治理的河流,也是第一条从立法层面进行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经济带建设的河流。新中国对淮河的治理,从提出“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到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思路,从关注行蓄洪区群众生产生活到脱贫攻坚,从治理污染到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对治理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治理方略不断演进,为探索河流治理、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积累了宝贵经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墨关系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定是冷战结束后美墨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发展趋势。美、加、墨通过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实行经济自由化、一体化,既有利于三国经济的互利合作,又促进墨西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墨西哥对外经济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机遇。但美墨之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墨西哥国内依然存在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墨西哥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过分依赖等,使美墨关系还存在不确定的变数。由于墨西哥积极发展与亚太地区和欧盟的经济合作关系,未来美墨关系的发展,以及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统一货币等问题,是对NAFTA的一个严峻考验。     

The Changing Value of Australian Tropical Rivers

Until recently the objectives of tropical river management were narrowly construed: the development imperative drove resource policy. During recent decades, community attitudes to river and water management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 and the national program of water reform, the National Water Initiative, is accelerating alterations to the way that water is used, managed and priced. A broader range of values and imperatives is now influencing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y. Not least is the concern over the ecological impacts and economic inefficiencies of the large‐scale hydrological schemes that once excited the public's imagination. This paper reports on a recent stud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s of tropical river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s for an Australian statuto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values associated with tropical rivers have changed and diversified over time with growing societal awareness of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unregulated, healthy river systems to human wellbe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As a consequence of substantial social change, tropical river management must now contend with a more complex array of societal values and water management objec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