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华字营

淮军是继湘军之后组成的一支地主武装。它是湘军的继续发展,又是北洋军的前身。这支反动武装始于镇压太平天国,盛于镇压捻军,衰于甲午战争。淮军是以太平天国时期皖中庐州府(辖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无为县和巢县)、六安州地主团练为主体组成的。其将领大都是皖中地区的地主团练头目。其     

华翼纶与太平天国时期的荡口镇团练

在太平军攻占无锡、金匮地区时,无锡荡口镇成为太平天国统治区域下的独立王国,究其原因是荡口镇团练主要领导者华翼纶在领导武装抵抗太平军的同时与淮军取得联系,最后在淮军的帮助下彻底击溃了太平军,恢复了清朝统治秩序。本文认为,虽然淮军在此地击溃太平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华翼纶领导的团练在战事初期与太平军周旋、战争中期积极寻找外援和战后对正常统治秩序的恢复却是这场战事的主导角色。淮军只是以击溃太平军为目的,当地的团练组织才是保境安民、恢复社会秩序的主角。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晚清"团练大臣"研究的省思

咸丰朝以降,作为清廷谋求增进团练功效的产物,"团练大臣"始终与王朝危机相随而行,承载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动员(办团)和社会控制(防剿)的使命。作为深化团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团练大臣"的活动及其对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不但有助于理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对抗态势的演变,亦将推进对咸同时期官绅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从而为深入体察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鉴于今人对于晚清"团练大臣"的认知与其历史角色颇不相符,有必要系统梳理和评述中外学界的"团练大臣"研究,并就如何推进从史料和方法上提出若干思考,期能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借鉴。     

李金镛在东北

李金镛(1835—1890年)“字秋亭,江苏无锡万安乡李巷人也”①。生于清季内外多故,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政权走向衰亡的时候。清廷为了挽救垂危的命运,所以疯狂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北方的“捻军起义”等。更起用并依靠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汉人地主武装。这两支反动武装因得到清政府信赖,并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相勾结,其     

辛亥革命南京一战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如同晴天霹雳,将反动、腐朽的清政府震撼得摇摇欲坠。各地纷纷响应,或和平光复,或武装光复。其中以清政府在东南的统治堡垒、有“东南半壁”之称的南京的光复尤为艰巨。新军第九镇先行起义进攻南京失败;革命党人继而组织镇江、上海、浙江、广东等地革命军增援,组成联军,万众一心,攻克南京。南京光复之役是辛亥革命中武装斗争的典范。 一、新军起义初战失利 当时,驻扎南京的新军第九镇中的革命党人酝酿并鼓动爱国官兵起义。所谓“新军”,乃是清政府推行“新政”,模仿西方而建立的新式武装,借…     

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

咸丰十年五六月间,为改变此前数年"团练大臣"因位低权轻而令其办团行动常受地方官掣肘的状况,有效发挥团练的卫乡和助剿作用,清廷向河南等八省委任了九位具有极大权势的"督办团练大臣"。然而,"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之间不但难以实现清廷所要求的"和衷共济",反而"无不各存意见,彼此猜嫌",以致双方均感"事权不一",甚至事事牵制,处处掣肘。双方的"事权"之争突出表现为争夺地方财源以满足团费和兵饷之急需,亦有地方官员对"督办团练大臣"侵夺司法权的指控。而"事权"之争的背后,还隐含官员与绅士、外省与本省之间竞争的色彩。随着"督办团练大臣"的陆续撤回,实施十年之久的"团练大臣"策略宣告终结。相应地,团练办理模式亦完成了从"任绅"向"任官"的回归。这一结局意味着咸丰初年以来利用"在籍绅士"加速社会动员和强化社会控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也标志着"双轨制"社会控制体制在晚清的昙花一现。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游移于官绅之间:清廷团练办理模式的演变(1799-1861)

自1799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事而首次大规模推行团练至1861年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中撤回"督办团练大臣",在地方官与在籍绅士谁来掌握办团主导权的问题上,清廷的态度经历了从"官办"—"官督绅办"—"绅督绅办"—"官办"的轮回。办团模式在官绅之间游移的背后,是清廷为实现"官绅联为一气"、最大限度地发挥团练功效而不断调适官绅关系的努力。而其最终放弃在籍绅士办团,而将团练改归官办,乃源于始终无法解决双方在办团过程中产生的对团务、军务以及一般地方公事均构成严重妨害的"事权"之争。准确把握嘉道咸同年间历次统治危机时期清廷采用的办团模式及其决策背景,当有助于增进对于晚清时期国家的社会动员策略与地方权力结构互动的理解。     

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中法战争期间顺德团防总局的设立及其意义

光绪年间中法战争促发广东全省团练活动的兴起,顺德团防总局作为地方团练组织因之得以设立。在中法战争期间,顺德团防总局的设立不仅加强了当地军事防务,而且在经济上还为中央与省局的军费筹措提供一定的捐输。更为重要的是,顺德团防总局在当地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有效地杜绝了顺德县可能因外患而引发的内部动乱。顺德当地士绅借由战乱的团练活动而建立的社会控制系统,并非是对官权的侵夺,而是协助官府更好管理社会的结果。     

秩序的重建：抗战前期江南东路的民众武装、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

淞沪会战后,以无锡梅村为代表的江南东路地区经历了社会秩序从崩溃到重建,进而重构重塑的历史进程。其间本地民众、地方党组织及新四军正规部队先后于不同时段参与其中,交互扮演了各自相异的历史角色。民众最初依靠宗族、血缘等关系,借助保甲、团练等组织,以“自卫保家乡”为号召创建各类武装系统,走上“半军事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东路沦陷近一年后进驻梅村,依托其组织优长、理论优势,以灵活的统战策略嵌入以民众武装为支柱的地方权势结构中,力图重构以“抗战”为主题的基层秩序框架。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在梅村与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在共同作战中对地方武装展开正规化整训,强化基于“抗战共识”的地方新秩序。但限于敌后复杂的斗争形势,“江抗”在收编民众武装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各种内外矛盾,被迫率领包括民众武装在内的所有部队仓促西撤。此举不仅破坏了作为沦陷区支柱的地方武装系统,还导致东路的秩序重建出现重大波折。     

北京一贯道及其被取缔(上)

臭名昭著的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 党所掌握和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反动地主、流氓恶霸,他们利用这一织织,欺骗敲诈道徒,聚敛财物,奸污妇女,以满足一己的私欲;同时又卖国投敌,为虎作伥,进行各种反革命政治活动,甚至企图策动武装暴乱,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就决心予以严厉取缔,以镇压少数首恶分子,挽救广大受骗道徒。 北京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工作,是在建国后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进行的,是一场深刻剧烈的群众斗争。     

略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的曾、胡关系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11年生,比胡林翼、左宗棠大一岁。曾、胡都出生在地主家庭,都是进士出身。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长期担任京官,致力于程朱理学,兼攻古文,得到权奸穆彰阿的青睐,差不多在10年中间,由翰林院庶吉士超擢至侍郎。1852年9月,因母丧回籍守制,清政府命他为湖团练大臣帮办,这是他从办理团练到组织湘军的开始。胡林翼,字贶生,又字润之,湖南益阳人,1826年考中进士,46年出任贵州知府,组织团练,残杀起事农民。曾国藩办理团练时,曾向胡林翼讨教,这是曾、胡建立政治关系的开端。     

论四川机器局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创办洋务形成浪潮。四川机器局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办的,其经营活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尖锐激烈的中外民族矛盾和错综复杂的国内阶级斗争中经历了曲折兴衰的历程,先为腐朽的清政府,后为反动的封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论清代边防及晚清边防危机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清海防、塞防出现了全面危机。其直接原因,是晚清政府武备废弛,举措失当;其远因,是早在前清盛世时就已经种下了祸根。本文拟从考察清统治者的边防观念及其边防建设的得失入手,探讨晚清边防危机的军事原因。     

读《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的武装叛乱,各地黉学皆刻石立碑以庆戡乱大捷,现存河南省镇平县黉学旧址的《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便是其中之一。此碑通高2.70米,宽0.94米,碑文计30行,满行88字,由乾隆皇帝亲自撰书,知县胡(钅荣)刊立。碑文叙述了康熙平定准噶尔上层反动贵族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武装叛乱的概况,也记载了乾隆二十年平定叛贼达瓦齐的史实。一、准噶尔     

绅士无以救时:咸丰六年清廷推行团练"任官督率"的背景与意蕴

咸丰三年后京内外官员对于团练效果的激烈批评使得实际承担办团使命的钦派在籍绅士承受了无以救时的沉重压力.在咸丰六年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急于改善团练效果的清廷从相对易于调整和见效的"治法"入手,尝试在10个形势紧要省份推行团练"任官督率"方案,以期收回从地方官员转移至钦派绅士的团练控制权.然而,十省督抚对"任官督率"方案的变通和迁延表明,尽管此前数年对钦派绅士多有不满,责重事繁的"办理团练"事宜务须统合官绅之力仍属共识.咸丰六年的"任官督率"尝试是嘉庆年间首次广泛兴办团练以来清廷从"顶层设计"上探索社会动员策略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揭示其背景和意蕴,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咸同时期团练的作用与角色,亦可加深对于晚清时期的官绅关系和国家如何实现社会动员的理解.     

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

清政府实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旨在加快干路建设.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溢权较少.川、粤、湘、鄂四省广大商民掀起保路运动,其因在于清政府以封建专制之法,强行"干路国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