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上世纪60年代,我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我们的青春热血、理想和追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广阔天地、山山水水。蹉跎岁月,时光流逝。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全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百废待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时,我们韶华已逝,一切已事过境迁。我们这些当年热血沸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一下子成了城市里安家立业的困难户,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是“三等公民”。即使给安排了工作,工种一般也是最差的。苦,我们并不怕,上山下乡这么多年,     

一个北京插队知青的冤狱记

上世纪60年代,我从绛县县委办公室借调到知青办工作,亲历、亲见、亲闻了北京插队知青贺予生的两年冤狱遭遇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四）

1973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年初,报纸、广播报道了毛泽东给大胆上书的李庆霖复信的消息,这一消息传递了高层领导人重视知青工作的信息。6月,中共中央发出21号件,专提上山下乡工作。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年底,又掀起庆祝“再教育”最高指示发表5周年活动。各地相继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有关件,分析工作形势,交流经验,检查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又一个高潮。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三）

艰苦磨炼从1968年初到这年年底,我们往返于合肥与祁门县之间的次数较多,得到各方面的消息也很多,从广播报纸和街头的大字报栏、散发的红卫兵小报中更是了解到全国各地“文革”动乱的社会状况,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山下乡方面的信息。我们以“先驱者”、“过来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着那一场上山下乡大潮的到来。这一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显出来:1966、1967、1968三年(后习称“老三届”)总共约1000万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出路何在?今天回顾起来,可以看出“…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长达20余年、涉及人数达2000万的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有人根据时间背景的不同,将这场由政府组织的、旷日持久的运动,分成三个阶段：     

渐行渐远的足迹——记贵阳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20世纪新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以千万的知识青年从城镇下到农村,历经合作社、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伴随着几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阶段,这场运动历时之长、涉及之广、影响之深,成为区别于其它运动的主要特征。贵阳市几万名中小学毕业生用自己的青春在这场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1970年中秋的一次知青座谈会

<正>1970年,花溪区革命委员、区武装部组织孟关、黔陶等五个公社的六个民兵连,参加了高坡微波站工程建设。时称"二0五"工程,带着军事的机密性,由区武装部牵头,组成了"二0五"工程指挥部。工程建设者要的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是不能入列的。六个连队中有五个连队都有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孟关公社连队有近二十名知青,他们都是1964、1965年的秋收时节到孟关各大队插队落户的。已经有五六年的农龄了,半大的小伙子长成了壮劳力,懵懂的小青年已到了青春勃发之期。那年八、九月份,从知青中招教师和招工人的消息不径而传遍知青群落。这些身在高坡开山放炮抬杠     

我对下乡知青的安置

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活动,我作为京山县惠亭区天王公社天王大队党支部书记,热情参与了对下放到天王村的知青的接待安置工作。     

费孝通与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的情缘

<正>费孝通先生一生先后二十六次访问江村。在江村的所在地吴江,有这样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祖辈的根在江村,出生在江村,从农民、农技员开始,一步步成为公社一般干部、革命委员会副主     

制造"十万":1963—1966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长期以来,1963—1966年上海有十万名知青支援新疆的史实一直存在,并不断被书写、传承.事实上,这种流传是一种基于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综合而成.在此过程中,计划性的人数与实际安置人数之间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最终造成人数上的不统一.不过,就当时的动员、宣传而言,计划的人数往往更会被肯定,并在各类宣传报道中将其模糊化(扩大化),从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其实,随着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开展,其人数一直在变动,这无疑会影响最终人数的统计.显然,基于各类档案文献所计算出的人数只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人数,但并不会代替"十万"这一历史记忆.这种基于历史过程的记忆更富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了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我们的青春岁月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献出宝贵青春的"老知青"们,如今都已是人到老年。"记如烟往事,念如火青春",是这一代人共有的"知青情结"。在这种情结中,既有对蹉跎青春的哀挽,也有对理想激情的叹恋;既有对历史遭际的反思,也有对相濡情谊的感念。     

与老母猪争食的悲剧

20世纪60年代末,我下放在苏北串场河东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的农民当时很穷,住的房子都是茅草盖的＂顶头舍＂（即山墙呈南北方向,门户就开在南山墙上）,吃的是杂粮。插队第二年的冬季,我们就遇上了可怕的粮荒。我们这些身在异乡,无任何外援全靠分粮分草过日子的插队知青,常常寅吃卯粮,不断预支,往往麦子没上场,     

张爱玲与安徽绵延三世的不解情缘

提到张爱玲,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天才女作家。这位从小就能通读《红楼梦》的奇女子,以特有的张爱玲体书写了旧上海十里洋场一个又一个传奇,而且传奇似乎永远也不完。在时下一浪高过一浪的张爱玲热里,影视剧的拍摄一部火似一部,连带着导演、编剧和演员也跟着大热。而展现苍凉华美末世的张爱玲,在1940年代的上海,也几乎是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无人能出其右。这正应了张爱玲的话：“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陈毅元帅与他的第一任妻子肖菊英

陈毅元帅有三任妻子，她们分别是，第一任妻子肖菊英，第二任妻子赖月明，第三任妻子张茜。上世纪60年代末，笔者作为杭州的知识青年，曾去江西兴国县下乡，当时，当地的老百姓都悄悄流传说，陈毅当年有个妻子在兴国殉难。然而，在那个以言定罪的特殊年代里，人们对此讳莫如深。     

翰墨情缘 百年流芳 陆心源与章紫伯的书画收藏与鉴赏

湖州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更有被王国维称之为＂藏书之乡＂的美誉。清末民初,湖州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生活富裕,不仅使湖州地方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收藏文化随之进入又一个鼎盛时期。很多湖州人在经商致富或弃官赋闲后,从事文化教育事,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民协会隐退的原因分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重要形式;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协会再度风起云涌,成为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时隔不久,它未能像总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团等团体一样保留下来,而是很快退出了农村的政治舞台,对     

新中国扫盲运动与国民改造——以江苏省20世纪50年代扫盲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扫除文盲运动。江苏省积极执行中央政策,在农村和城市中广泛进行扫盲,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     

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一直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视为自己对外关系的基石,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发展合作为主题的南南外交。中国对非南南合作是以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为起点,中国以朋友的身份,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无偿的双向平等援助。非洲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建立民族国家后,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向巩固民族独立、实现经济发展的维度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方针从外交为政治服务调整为外交为国     

“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

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研究,一直寻求打破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单一诠释路径,在方法论探索上呈现多元竞进的局面。此一局面的形成既是改革开放的时势推动使然,也有史学方法受各种思潮影响而发生内在理路变迁的复杂原因。从大的方向上观察,中国史学有一个从着重以时间界标划分历史演进结构的分析模式转向注重考察历史进程的空间分布态势的转化过程。具体就方法论而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界对人类学诠释模式的汲取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并连带导致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两者都日益关注对基层社会组织和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书写。但以上探索路径的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那就是过去史界所热衷讨论的诸如历史发展趋势之演变、走向、规律等等“大问题”渐遭冷遇,由主流退居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