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

最近见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在“大事件”篇中有一节“沙甸事件”的记叙,读后引起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回忆。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原单位不久的1975年7月下旬一天中午,所在单位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来办公室找到我,告知要我代表单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     

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

(一)1961年初的北京,在中央直属机关涌动着一股"万名干部下放"的热潮。此时,我在国家统计局财贸司综合处工作。经我三次主动申请才获准参与下放。过了星期天,司里党总支曹书记通知我:明早,跟韩复光同志去参加动员大会。次日,我们到了中南海紫光阁。进入大礼堂,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江岸区“五七干校”始末

1970年至1976年．江岸区在汉南银莲湖农场建立“五七干校”．全区2000多名机关干部、教师、工人和学生来到这里,集中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进行生产劳动锻炼。 创建情况 1968年10月5日．毛泽东同志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0月7日,二七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经过研究,提出了全区干部下放劳动的初步安排。决定建立二七区“五七干校”。组织区、街、局（科）机关全体在职干部、基层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分期分批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培养和造就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天机：“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内部控制使用的!”     

“四清”亲历散记

20世纪的1964年至1966年,我参加了两次“四清”运动。那些时日,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我供职的某单位每次都“抽”我们几个最听话的人下乡参加搞运动。由于连年下乡,没有轮换,无任何补助,给我们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因为一旦下乡,个人就要带走全家生活费的三分之一。那时,工资普遍低,生活十分清苦。     

追忆知青岁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自1968年下放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以至参加工作至今,岁月已无情地流逝了37个春秋,追忆往事历历在目,思绪万千感慨莫已。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已成为历史,但知青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历炼了我自我抗争的性格,加深了我对“逆境坎坷是人生中的一笔财富”这一名言的感悟。     

参加社教，在农家吃“红锅子菜”

1965年,我在湖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工作,这年1—7月,中共湖南省委衡山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眦简称省委社教工作队）组成,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第一次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农村开展社教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往事拾零─—’57下放劳动散记

虔诚的自我改造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至六十年代初期,根据中央的批示,机关干部中的年轻知识分子曾经分期分批下工厂、农村劳动,为期一年。五七年的十月下旬,机关“反右”告一段落时,开始动员和组织第一期下放劳动。种种迹象表明下放的预定名单中有我在内。我虽然知趣地报了名,最初内心却有所不服。这次下放的是“三门”干部,我算吗？就以调到贵州工作这七年来说,“五大任务”、“土改”、“互助合作”,哪一项不是在基层在农村参与了的？全省有名的白云区赵树华互助组和以它为主创建的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都是我们在那里建…     

风风雨雨五十年--忆诗人胡天风

我和诗人胡天风是患难之交,因为我俩是在“革”期间的“牛棚”中相识相知的。此前,我在武汉市联工作,他在市化局戏剧研究室。“革”伊始,我俩都进了“牛棚”作为批斗的对象关押。我俩同劳动,同陪斗,又是同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打进“地狱”最底     

难忘当年灭钉螺

正1970年,我下放在江苏东台县(今东台市)富东公社。下放的第二年,便参加了公社组织的灭钉螺工作。我下放的公社虽不是"血吸虫病防治"的重灾区,但却是钉螺的孳生地,因而公社领导丝毫不敢大意,要求每个生产队都拉网式地过滤检查,并让每个大队抽调一名有文化能吃苦的人员担任"血防员",参加县血防站统一组织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我有幸被大队选中。经过短暂的培训后,我进入公     

瑶族奇人：打猎治病样样行

20世纪70年代初,湖南郴州临武县掀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热潮。1971年,年仅16岁的我与一班知青被下放到镇南公社,与同去的知青张一平驻点十字铺村。这年初冬,公社从各大队抽调强劳力到深坪大队八一电站下河滩,这里有百亩左右、布满石头的土质需要改造成“大寨田”,因为我所在的生产队劳力少,队长就把我们两个小知青也派到了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中。在改造大寨田的日子以及之后的知青生活中,深坪大队公共山瑶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一封颇有价值的书简及其它

一封颇有价值的书简及其它汪烈九在当年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中,我被揪出来,恐怕属于小字辈──年不足２０．小右派一个。尽管如此,既属右,便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下放＂回乡,监督劳动。这一＂下放＂竟放到了＂四人帮＂倒台仍无截止的征兆。记得是１９７７年冬,听...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1969—1970年 1969年春节后,公安部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五·七”干校。公安部除接待组和第三专案办公室外,业务组只留下40多名干部。部领导小组中留曾威、赵登程和我在京,李震、于桑随干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除原分工外,于桑分管的侦破组由赵登程负责,治安组交我负责。     

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没有高考,但我有大学

正确切地说,我是没有参加过高考的大学生。高中时,我在长沙十二中读书,离家特别近,甚至上下课的铃声我在家就听得到,但父亲坚持让我住在学校,他希望我能足够独立。直到1976年高中毕业,我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不久,一次篮球特招的机会,我被招到电信局技工学校读书。1978年,19岁的我来     

人间要好诗——缅怀秦似前辈

学生时代就知道这位文学前辈的名字了,由于他是广西人,心中特别敬慕。尚未和他相识之前,却有过一次名义上的“一路同行”。195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广西民族学院,两个月后下放当时的容县专区。12月下旬的一天,下放容县地区的二十来人同乘火车至玉林。下车后专署（设在容县县城）有人接车安排,先点名检查人数。很意外,突然听到喊“秦似”这个名字,喊了三四回无人应,有人说：“他今天没来。”     

访三松堂主冯友兰

1986年夏的那次北京之行,我几乎遍访城中文彦颁儒。打着“文化发展战略”的旗号．没吃过一次闭门羹。在当年硕果仅存的大师级学者中．哲学家冯友兰教授自然是我不可或缺的走访对象。     

反“五风”亲历记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并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协助整风整社,纠正“五风”。作为新华社抽调的下放干部之一,我经历了这个运动的全过程。     

参加“七大”:我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我参加过无数次会议,许多早已淡忘了,然而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作为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从党的“六大”到“七大”经过了17年时间,而“七大”从筹备到召开,也经历了不少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