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当区的互助合作运动

一、组织生产互助组1951年10月,乌当区胜利地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在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他们购买耕牛,添置农具,修圈积肥,努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国家提供工业原料,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但他们仍然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困难很多。特别是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的贫雇农,家底薄,生活尚不能自给,发展生产困难更大。所以,有的农民依然处在讨饭,甚至出卖土地的境地;而另一部份农民,土改后打倒了地主,再不受人剥削,家底丰厚,有技术、生产好,生活有节余,总想发家致富,开始买田置地。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又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22年广州农民生活上三台阶

收入和支出水平的高低,决定生活水平的高低。改革开放前,广州市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增长较微,农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改革开放后,广州市农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改革了农村体制,大力发展生产力,收入和支出迅速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1978—2000年的22年中,广州市农民生活从贫困状态,依次跨上了维持生活、“小康”和富裕三个台阶。     

20世纪60年代前期湖南省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回顾与启示

20世纪60年代前期,湖南省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有密切联系,整个过程经历了试点、推广、挫折三个阶段。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粮食产量提高,为湖南省农业迅速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局限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体制框架内实行的,因此,阻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     

从购买力的变化看土改运动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土改运动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可以从农民购买力的变化上得到集中反映。农民生产恢复和发展后,出售的粮食日渐增多。粮食丰收直接导致农民手中资金的增多,从而引发农民购买力的急剧上升。农民的购买力可分为两方面:一是生产资料的购买,是为了增加土地投入;二是生活资料的购买,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翻身农民购买力的提高,首先体现在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上。如果说土改后农民生产资料购买力的增加反映了农民投资土地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的话,那么土改后农民对生活资料购买力的增加,则反映了农民在生产恢复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刺激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城乡物资交流,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陈诚在台湾的起落浮沉（中）

陈诚在台湾登上权力的顶峰时,不忘农村。台湾农民在地主的重利盘剥下,生产停滞不前,农民生活困苦,这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有直接关系。在台湾,抗战时,陈诚在恩施主鄂政、曾听从张难先建议并由张主持试行推进过“二五减租”,给试点上的农民带来了一定好处,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惜抗战胜利后,这一作法不仅未能推广,而且“二五减租”的试点随张难先的辞职而“风过也”,但陈诚由此深悉农村土地制度不合理是必须改变的。在台湾,他组织人事,阐明意图,且有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作依据,先不急于实施土地改革,而是推行“三七五减租”办法。具体办法是：规定地主出租给农民的地租额,不得超出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千分之三七五,原约规定地租超过了千分之三七五者,减为千分之三七五;不及此数者,地主不得向租地的农民增加数额。     

建国以来乡村居民物质生活变迁问题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有了极大的可能。大规模的战争渐告停息,广大农民通过土地制度的变更第一次拥有了土地和土地上的大多数收益,以改善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由此而带来的粮食增产也确实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贫雇农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得最明显。除生产收益外。     

黑龙江省三十年粮价改革历程与成就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享有“北大仓”的美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黑龙江省始终坚持立足省情,着眼全局,不断推进粮价改革、完善粮价政策,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对保障全国粮食安全,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院落的价值和功能探析

农村院落是伴随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场所。它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单元,而且是社会文化单元,具有生产存储等物理空间功能和社会文化象征功能。强制性的撤村并居和农民上楼改变了农村传统居住形式和生产生活空间,使农村院落形态发生各种变迁,其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不断消解。然而,中国农村社会远没有到村落终结和农民终结的时代,农村村落和院落仍具备其存在的客观需求和文化社会需求。强制性地取消院落不仅改变了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也打击了农民精神生活和文化信仰。因此,新农村建设应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现实和农民基本需求。     

北京市郊各公社、生产队大办今昔生活回忆对比展览

北京市郊区各人民公社、大队去冬今春以来举办了一批今昔生活回忆对比展览会.这些展览会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生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展览会有如下几个特点:(1)用算细账、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收集和展出了许多解放前后生产、生活的资料和统计的数字.从解放前后的数字显示出了今昔生活的巨大变化和解放后十年生产飞跃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提高.例如海淀公社举办的展览会里用图表表示了解放前这里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情况及贫雇农生活的情况.大兴县的展览会统计了解放后历年生产的增长、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大型农具增加、社员收入增加等的数字.并且表现了公社化之后生产的巨大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从而说明了人民公社无比的优越性.(2)展览会收集许多珍贵的实物,结合真人真事用对比的手法展出,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这里展     

土地、劳动与观念——1949～1957年山西省农民生活变革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私有生产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国家积极引导广大农民走向农业集体化。以互助合作方式开展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整个农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山西省农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土地由个体私有变为集体所有,农民的个体劳动为集体劳动所取代,这一根本性变化确保了劳动的计划性和组织性。通过集体劳动,农民的主观认识也不断发生改变,集体主义观念逐渐形成。     

近10年来宋代农民生活状况研究综述

随着对宋代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乡村社会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对构成宋代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的研究,逐渐突破了传统视角中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土地制度等内容为重的现象,而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社会生活,以及观念,行为,生存状况等多方面,力图还原宋代农民真实的生活场景。鉴于此,本文就对近十年来宋代农民生活状态的研究作一个综述。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有线广播站的初期建设——以江苏省为例(1955-1957年)

农村有线广播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农村开展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对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到1956年底,江苏省81个市、县(含原属江苏省的松江地区的9个县)都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在建站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在有限的条件下保证了建站任务的完成.农村有线广播站建成后,既开展政治宣传,又服务农民的生产生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成为党和政府在农村进行思想文化宣传的阵地.     

大跃进后山东省恢复农业的对策

农业、农村、农民三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之一。本文主要研究大跃进后山东省恢复农业的对策。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期望能够为当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借鉴。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探析

抗战时期,战乱不断、灾荒连年,加上过量征兵征工,国统区农业劳动力遭受了严重损失;同时,地租、高利贷剥削与繁重的苛捐杂税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物价的高涨又造成农民生产成本与生活支出剧增,迫使无数农民被迫脱离生产,导致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的短缺,使国统区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农田大量荒芜,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生活

本文对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生活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属绝对贫困型,食品消费支出增长缓慢,消费结构属以粮食为主要能量来源的主食型消费,营养水平低。食品生产、分配、流通中均强调国家、集体利益,农民的个人利益长期得不到重视,使山西农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借贷状况

农民借贷是农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衰落使得农民借贷尤为突出。农民借贷一方面反映农民的贫穷,借贷为农民获得生活、生产的资金,另一方面对农民借贷状况分析能够了解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本文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的借贷原因、来源、用途进行分析,以期对这时期的安徽农村借贷状况能有清晰的认识。     

技术与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民塑造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不仅是以农业机械为主的"技术下乡"的过程,也是改造农民传统思想、形塑与农业机械化相适应的新农民,进而完成"思想下乡"的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在农业机械化的实践中,国家将对新农民的塑造嵌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以此整合农民思想观念、强化农民的集体观念、激发农民的主体观念、培养农民的科技观念,从而塑造了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技术、有文化、有全面才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这一历史进程对"十四五"时期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对农民思想的正向引导,以及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明代广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广东农业跨人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阶段,走在全国农业发展的前列。随着农业生产的显著发展,农业内部的社会分工亦在不断发展,其中不仅种植业发展很快,而且林业、畜牧业、渔业等生产部门也出现了新景象：有的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在扩大发展,有的虽然仍属于农民从事种植业之外的副业,但已成为广东农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商业不断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农民扩大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浅论加强村级文化服务队伍建设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但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我国广大农村的村级文化建设是个薄弱环节,时常被基层党和政府忽视,广大农民自身也不重视,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往往被置于建设中的"真空"。村级文化是适合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能够为农村提供秩序规范,体现农民终极关怀的一整套娱乐方式、道德规范和意义体系。村级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农村实体性文化、规范性文化和信仰性文化,三者是由外而内、相互联系、交织作用的文化集合体。当     

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组织形态及对东北村屯组织结构的破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永久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在军力一时难以到达的农村,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输出武装移民。193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开拓团有三种类型:集团开拓团、集合开拓团和分散开拓团,他们以在东北定居的方式,通过日常生产和生活的融合、渗透达到民族侵略目的。日本移民开拓团,从经济上说是生产组织,从政治上说是独立的基层政权组织,从军事上说又是日本关东军的别动队。日本移民开拓团的入殖与建立,破坏了东北农村原有的村屯组织结构,打破了农村宁静的生活,并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