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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内容简介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居住着全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从历史上看,除了云、贵、川、渝四省市外,与之山水相连的西藏、桂西、湘西、鄂西等地亦皆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彼此间的交往和流动十分密切。可以说,一部中国西南地方史就是一部地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史。10至13世纪的中国西南地区,因与中原王朝缺乏沟通,史料严重缺乏,造成     

从费孝通的两份文献看1956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

1956年,西南许多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事件,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费孝通因为与贵州民族工作有较深的渊源,接受了威宁两位苗族知识分子的请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贵州省委反映有关情况。1956年4月,中央决定再次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认真检查,在肯定建国以后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统战工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贵州各级政府提出了改进民族工作的意见,并开始对民族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纠正。     

武汉大学文物陈列室所藏铜鼓考——兼论12063号铜鼓的纹饰内涵

在武汉大学文物陈列室内,收藏有一面保存完好的铜鼓,编号为：12063号。笔者最近在清理文物藏品时,没有发现关于这面铜鼓的来历及收藏时间的详细记载。铜鼓作为一种特殊乐器,在我国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中使用较为普遍,可以说与这些民族历史     

略论满清政府严禁西南人口贩卖政策之流变——以“改土归流”前后的贵州为例

雍正年闾,清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前后,针对长期以来人口贩卖给西南地区造成的巨大动荡,清廷辅之实施了一项严禁人口贩卖的政策,希图达到“以靖地方”,进一步巩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目的。清朝政府在西南贵州严禁人口贩卖政策中的最终流变,除了在改土归流中时间过长、俘虏众多、军饷缺乏、军纪败坏、流官贪婪成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它继续保留历代封建剥削阶级养奴的恶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满清政府最终成为人口贩卖的主犯,恶化了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导致民族冲突不断升级。     

五十年芬芳桃李撷英

西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包括,史、理、工等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民族高等学校,成立50余年来。已为全国45个民族培养出了种类人才70000余人,毕业生大多数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一天批毕业生担任了省、区、市、县的党政领导职务,不少人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的名专家、学和学艺术家。     

邓小平向费孝通请教

1950年7月,费孝通率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历时半年多。他一方面调研,一方面向少数民族解释政府的民族政策。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云、贵、川是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邓小平对处理好民族问题十分重视。一天,邓小平邀请费孝通叙谈。邓小平开门见山     

邓小平在西南局时期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关怀

1949年末，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与刘伯承一道率领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南。这时中央向解放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发出一份电：“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的确，“广大的民族地区就要     

珍藏西南民族文物

张建世,男,汉族,1953年9月生于四川省。1982年,获四川历史系考古专业学士学位;1985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硕士;1985—1992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讲师、副教授;1992—1999年,西南民族学院博物馆副研究员、馆长;1999—2002年,西南民族学院博物馆研究员、馆长。2002年至今,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物馆馆长、博士生导师。关于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化博览中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张建世教授热·,32回答了记者的有关问题。     

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

20世纪上半叶,由于西南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曾出现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调查分为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和个人的调查三类。过去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学术团体与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做过介绍,但对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却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有关调查资料亦未得到合理的整理利用。本文收集相关档案史料,就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背景、调查情况和成果做初步研究,分析调查的成绩与不足。     

浅析明代秀山杨氏土司军事活动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用来解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政策,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统治方式。土司制度是封建国家地方政权的特殊表现,即代表了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又代表了中央王朝利益,即"是封建统治者在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对西南民族采取的一种新的特殊的统治方式。从形式上看,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从阶级实质上看,则是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进行统治,在经济上,‘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1]。这一制度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是对唐宋时期羁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秀山杨氏土司的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探讨,有利于加深对土司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     

汉族、儒家与西南少数民族、祭司及其生态文化比较

美丽中国之梦必以生态文明为根.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培育生态文明之土.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种族同源、生态文化同型相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儒家思想一样,极具智慧、极其宏富,当可共为人类实现永续发展提供良好借鉴.     

我行我摄

旅游行走在外,我们除了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享受大自然给我们带了的种种体验与愉悦外,可能还会看看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可以说,只要您事先在行走的路线上做好案头准备工作,没准您的行程中就有民俗节庆活动被您赶上,尤其是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假若设计的巧妙,可能就是一趟民俗风情游。     

蜀国与西南民族

自古以来,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成份复杂,民族分布面广,民族活动能量强、社会影响大。三国时期,立国于西南之蜀国与西南民族的关系极为密切,对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在阐述蜀国建立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其境内的民族成份及诸葛亮平南中的事件,并对(?)人的族属和平南中的时间作了进一步的探研。     

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理分析

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是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有效落实和保障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发展、人权进步、文化传承和保护有重要的意义。加大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发展民族经济、完善民族教育立法是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有效落实和保障的重要措施。     

流官群体与十九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的变迁--以乾隆、道光、光绪本《凤凰厅志》比较研究为例

19世纪是中南、西南许多少数民族接受流官统治100余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也是少数民族调整文化结构、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一个世纪.在这很关键的一个世纪中,这些流官(中央派来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社会抱负?他们又将把少数民族导向何方?本文通过对19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变迁的叙述,试图从一个侧面为这几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     

藏区历史文化的瑰宝——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藏族文化藏品

1951年,西南民族学院建立伊始,时任西南民委主任兼院长的王维舟倡导开展少数民族物征集工作,将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及少数民族人士向西南民委献礼的全部民族物拨给学校收藏。1952年9月,学校正式成立民族物     

辽宁省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央对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辽宁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从辽宁省的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当然,目前辽宁省落实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干部的结构体系存在着比例不合理的同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结构同题、化知识结构问题,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的外流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建议,应通过民族政策的词整及完善,以实现民族干部结构的相对协调。     

试谈红军长征中的民族政策

6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各部相继进行了铁流万里的战略转移。其中,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商军的长征都经过西南、西北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10多个少数民族发生了频繁的接触。如中央红军从江西到陕北整整1年的长征中,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所用的时间占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本文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运作理念和学术实践为考察视角,试图将其放入新思潮的背景之下,由个人扩大到群体,对研究所同仁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开创的西南民族研究及其学术影响作出了讨论。语史所同仁利用其所倡导的田野调查实践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等方法对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西南民族研究之先声,还直接催生了历史学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的形成和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早期的研究实践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由于民族学田野调查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和学科训练,致使对调查方法和研究分析工具的掌握有欠成熟;二是受研究经费的不足和战乱的影响,导致调查时间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查结论的深度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