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上台与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实质

研究希特勒上台的人往往想探寻到其中的某种“秘密”,其实,从我们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东西。希特勒能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希特勒成功地把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民族社会主义(简称纳粹)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使纳粹党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920年纳粹党成立时党员不过数十人,1923年啤酒店暴动时已达五万五     

是战争的失败，更是意识形态的失败

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德国彻底拖上了纳粹的歧路。1939年,希特勒闪电战袭击波兰,悍然发动二战。战争初期,纳粹德国所向披靡,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等纷纷成为其囊中之物。与此同时,以戈培尔为首的纳粹宣传机器大肆鼓吹“种族优秀论”,为对外侵略扩张和种族大屠杀推波助澜。     

德国纳粹时期《历史杂志》的纳粹化

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科,历史学应在关注现实和服务现实的同时,不屈服于现实。德国长期以“科学”和“独立”著称的《历史杂志》,却在纳粹上台后逐渐转向纳粹化,在经历过“主编易人风波”后,更是通过提升主编权力、改变办刊宗旨和增加纳粹主题刊文数量的方式,完全屈服于纳粹政治,沦为纳粹的附庸。在此期间,由于杂志刊发了一些纯学术和批判纳粹类型的文章,后世学者往往把它看作“消极抵抗”的代表。事实上,这种行为只是杂志号召历史学家为纳粹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不能被视为抵抗纳粹的证据。《历史杂志》的纳粹化对德国社会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仅助长了德国的反犹主义行为,美化了纳粹的侵略行径,而且降低了德国传统政治史学的权威性,削弱了杂志自身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使其丧失了在全球史学界原有的地位。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与法国的反应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理,标志着德国纳粹化的开始。德国国内形势的恶化引起了法国的严重不安。但是．由于法国当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在希特勒上台次日组阁的达拉第政府不得不将如何恢复财政平衡视为第一要务;同时法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与希特勒新政权达成和解还抱有幻想,这最终促使法国政府在对德政策方面采取了“理智而冷静”的政策,没有作出过激的反应。     

贿赂与掠夺——读格茨·阿利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掠夺、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了近70年,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传统以及希特勒个人因素等诸多方面探讨了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但有些问题至今仍然研究不足,比如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何以在一个文明国家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可?这种群体暴力到底依靠什么样的心理基础与经济条件作为支撑?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G?tz Aly)推出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①一书,运用翔实的统计学数据研究了纳粹主义、种族战争与经济意图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纳粹把从犹太人、富人及占领区掠夺来的财富不仅用于维持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用于着力提高德国公民的经济待遇,以此换取了德国民众对大屠杀的默认与合作.     

7月31日封面文章 希特勒的影响

现在距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已经过去了80年,但这位纳粹元首仍然困扰着德国人。最近,柏林举办了一场展览,名为"希特勒与德国:国家与犯罪"。在4个半月的时间里,展览接待了超过26万名参观者,是普通展览参观人数的3倍多。有参观者说:"希特勒有负面的影响力,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他依然是我们最鲜明的标志。"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认为:"希特勒所体现的魔鬼属性比一     

《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正(《史学集刊》2019年第6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     

论纳粹德国远东政策的演变

纳粹德国的远东政策,在本文主要是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对远东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的政策。中国—德国—日本的三角关系是考察纳粹德国远东政策的主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是纳粹德国的最主要盟友,而中国则是反法西斯的“联合国家”中的一员,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实际上,这种格局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相反,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和日本都曾与德国保持过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中国在纳粹德国远东战略中曾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0年纳粹德国与日本、意大利订立三国军事同盟,并进而于1941年承认汪伪政权,纳粹德国的远东政策经历了一种根本性的演变。本文的意图就是力图揭示出这种演变的轨迹、原因及其规律。 纳粹德国的远东政策是其全部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远东政策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德关系的演变

本文以1933年希特勒上台和1938年慕尼黑阴谋两件事作为分界点,将1930年代分为三个阶段来阐述苏德关系;并始终围绕国内政治形势、国际外交局势和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展开论述。《拉巴洛条约》建立的良好关系持续到国社党上台正式结束,苏德相互视对方为不能避免的敌人,却又都极力避免成为对方的首要目标以赢得充裕的战备时间。为此纳粹开始了对凡尔赛体系的渐进式破坏;而苏联则在英法和德国间反复权衡,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最终与德国妥协。     

纳粹德国的女人也凶残

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通常被视为由男性纳粹军官们犯下的罪行,然而据研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学家温迪·罗沃教授在其新书《希特勒的复仇女神：纳粹屠场上的德国女人》中说,造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亡的＂纳粹大屠杀＂并非全是由男性纳粹党徒实施的罪行,至少50万名德国女人也见证和参与了血腥大屠杀,她们有的是女护士,有的是军官女秘书,有的是拥有好几个孩子的母亲,有的还是孕妇。     

“广州事件”与纳粹德国初期的对华政策

20世纪30年代前期希特勒上台之初,以著名投机商人克兰为中介,德国在广东进行了名为“广东项目”的大规模、持续性军事输出活动,从而在中德两国之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广州事件”。虽然克兰在广东的活动一再受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德国一些重要军政人物也极力阻止克兰在广东冒险,但在军方及希特勒几度支持下,事件几经反复,一直持续到1936年。“广州事件”反映了希特勒上台的最初几年德国积极重整军备的国家战略及其对华政策的投机本质。     

希特勒上台至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确立

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研究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是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的标志。这种提法,从希特勒民社党上台成为执政党来说可以成立,但是希特勒这时还未能确立民社党的极权独裁统治。从希特勒上台直至德国法西斯政权全面确立,中间经历了一段时间和过程,即1933年1月30日至1934年8月2日的过渡阶段。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历史上的台尔曼

台尔曼曾是德国共产党主席，在纳粹上台后被捕，关押在集中营里11年，于1944年被杀害。身后备享反法西斯战士的哀荣。在中国发行量极大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中，还有一首《台尔曼之歌》。     

魏玛宪法二元制与希特勒的上台

在中外学术界对魏玛共和国灭亡与希特勒上台原因的研究中,人们一般都强调魏玛宪法二元制中总统权力的作用。本文认为,希特勒不仅是依靠以总统兴登堡为旗帜的德国保守势力,更是依仗着国会不可动摇的宪政地位上台的。魏玛宪法中国会与总统之间是势均力敌、难分难解的二元关系,正是这种二元制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     

一份改写欧洲历史的中国情报

1933年1月,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上台后,把德国变成了极端恐怖的法西斯专政的第三帝国。1937－1938年,发动战争的准备就绪,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戍了极危险的欧洲战争策源地。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战争演说”,在他们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之后,又在当天向波兰发起了“闪电式”的空袭,占领了但泽地区,波兰被这伙战争狂人打得支离破碎。1939年9月3日,英、法两国在德国拒绝关于停止侵峪波兰的“哀的美敦书”之后,对德国宣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正式揭开。由于俄罗斯国土还没有受到攻击,因而苏联…     

论施佩尔改组对纳粹德国战时经济的影响和后果

1942年2月,纳粹德国战时经济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动。2月8日,原军备弹药部长托特因飞机失事殒命。当天,希特勒就在东普鲁士的腊斯腾堡大本营任命他的私人建筑师,36岁的施佩尔继任托特的一切职务。 施佩尔上台后,面对军备工业体系内多头领导、权责不分、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以及军     

论慕尼黑危机前后德军将领与希特勒之间的关系

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慕尼黑会议前夕在国防军将领中有一个“反对派”。他们与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他们坚决反对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制定了逮捕希特勒的计划。这种说法夸大了贝克、哈尔德等人与希特勒之间的矛盾,目的在于为国防军将领开脱罪行。另一方面,苏联的一些史学著作为了揭露绥靖政策的反动实质,也夸大过这些将领们与希特勒的矛盾。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笔者认为,德军将领与纳粹党领袖希特勒都是主张扩军备战,发动对外侵略的。但某些将领在战前对形势的估计与希特勒不同,他们担心过早地挑衅会引起英法的干涉,导致德国失败。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的矛盾,但这显然不是根本性的矛盾,而只是策略上的分歧。由于英法的绥靖政策,希特勒的     

封建势力复活与德国法西斯兴起

封建主义是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德国法西斯主义与封建主义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每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代表大会时,在出售的一种印有腓特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明信片上写着这样的文字:“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①。希特勒认为,法西斯政权继承了德国腓特烈大王建立的第一帝国、俾斯麦创建的第二帝国的传统,所以自称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