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迹考证与秦陵兵马俑”辩析

《文博》杂志1994年第5期刊发了赵成文先生撰写的《痕迹考证与秦陵兵马俑之谜》一文,赵先生根据秦俑身上发现的陶文“辛卯”及陶俑陶马体腔内壁的麻布纹、粗绳纹、麻绳纹等“痕迹”,对秦俑坑修建的时间和秦兵马俑的制作方法提出了全新的观点.笔者读后,感觉此文的疑点甚多.现择其几点,写成“辩析”小文,以与赵先生及诸同仁共研共勉.     

甘肃难圆状元梦

古浪县黑松驿乡龙沟堡村有悬崖名“状元崖”。崖根石洞口,留有镌刻的“状兀□ ”残字,至今依稀可辨。当地传说：明代一王妃,因祸流落河西,在此隐姓埋名,含辛茹苦,养育遗腹子长大成人,并考中状元,为受苦的母亲争来诰封荣誉,云云…… 这当然纯属民间传说。正如《琵琶记》中的蔡中郎中状元一样,那也是文人编造的故事;故前人有诗感叹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听唱蔡中郎！”蔡伯喈（邕）生活的东汉,连科举制度还没有形成,哪来的状元？ 按历史真实记载,不仅古浪没有出过状元,整个河西地区也没有出过状元。至于甘肃全省是不是出…     

敬惜字纸的习俗及其文化意义

明刘宗周《人谱类记》有一则:“王曾之父生平见字纸遗弃,必拾而以香汤洗之,然后焚化。一夕梦至圣抚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之勤也。恨汝老矣,无可成就,当遣曾参来生汝家。’未几生一男,即沂公也。三元及第,为宋名相。”王曾的父亲“见字纸遗弃,必拾而以香汤洗之,然后焚化”的行为,叫做“敬惜字纸”。宋代三元状元、状元宰相王曾的故事在历史上广为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敬惜字纸的典范。     

瑞玉呈祥:世俗性的肖生玉器

肖生玉是古代玉器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来源于人类对生物的观察,对自然界动植物的模仿。在张永昌、杨伯达、张明华、张广文等学者撰写的专论中,都将“肖生”列为单独的玉器器形进行分析。如杨伯达在《论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文中,将“直方、圆曲、圆方结合、肖生四系”作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四类主要器形。1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就“肖生玉”的概念提出疑问。     

《中华竹枝词全编·甘肃卷》补正

竹枝词是中国古代受民间歌谣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诗歌体裁。自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流行以后,历代创作竹枝词的诗人层出不穷,歌咏各地民情风俗的地方竹枝词也不断涌现,蔚为大观,历代甘肃竹枝词的数量也较多。丘良任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甘肃卷》辑录了明代至民国年间47位作家的475首作品,没有收录的甘肃竹枝词较多,已收录的甘肃竹枝词也存在一些错误。本文根据笔者多年搜集整理甘肃竹枝词的成果,补录和订正了《中华竹枝词全编·甘肃卷》的一些讹误,以求教于方家,也为研究中华竹枝词略尽绵薄之力。     

状元李蟠奇谈

李蟠是清代徐州唯一的状元,也是清代结局最惨的状元。清代一些野史、笔记,现代《民间文学集成》记载了李蟠的一些奇谈故事．笔者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清代状元知多少

《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二期《赵以炯中状元》一文云:清代“共考取状元八十九人”。此说显然有误。据朱彭寿《旧典备征》记载,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计殿试一百一十二科,其中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有状元,故清代共考取状元一百一十四人。此外,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共考取武状元一百零九人。如果将二者合计,那么清代文武状元共有二百二十三人。朱彭寿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曾任典礼院直学士、练兵处文案委员。北洋政府时期,曾担任《清儒学案》总纂,对清代科甲情况极为详熟。他的《旧典备征》被时人称誉为“详稽博考”,“既备且确”,因而可信度是颇大的。鉴于该书流传范围狭窄,特将其中“各省状元人数”和“武鼎甲考”两条部份内容摘录于后,以供读者查考。     

说矩

众所周知,矩是画方的工具,即木工常用的曲尺。但是,关于古代矩的形制,以及“矩”字的产生、演变过程,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本文试对这两个问题再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海内外方家。关于古代矩的形制,有人认为应该是“工”形。高鸿缙《中国字例》云:“《周髀算经》:‘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     

孙伏伽非进士考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对孙伏伽的身分,早在３０年代,邓嗣禹先生就在《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中论及他作为隋代进士“是确凿无疑的”①。后来,何忠礼先生在《科举制起源考》一文中认为,孙伏伽在隋朝中进士一事应予否定,他作为唐武德进士理由充分。但对何文,又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孙伏伽在武德中考进士,于情理不通,他不可能是唐武德进士,并认为孙伏伽为隋进士一说仍然可信②。近年出版的各种“状元传”、“状元谱”、“状元录”、“状元史话”等,都无例外地把孙伏伽当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显然,论者所歧义者乃是隋进士或唐进士…     

敦煌本梦书残卷辑校补正

刘英辑校的古代梦书专集《中国古代的梦书》已在199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所辑除《唐宋类书所见梦书佚类编》及《(占梦书)残卷》(辑自《说郛》卷109))二种外,自余五种为敦煌遗书中的梦书残卷。诚如该书辑校说明所称,“敦煌献所存梦书,全系抄本,有些字迹十分潦草,     

中国唯一女状元

一提“女状元” ,人们马上就会想起那个至今还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孟丽君。其实这是一个虚构的美丽故事 ,原出于清乾隆时女作家陈瑞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在明代 ,也有黄春桃姑娘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见《四声猿》杂剧的中的《女状元》 ,又名《春桃记》）。作家徐渭在剧中高呼道 :“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然而 ,黄春桃也是作家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据《陔馀丛考》作者考证 ,五代前蜀国曾有一个女扮男装做官的黄崇嘏。她出身官宦人家 ,知书识礼 ,父母双亡后扮作男孩与老保姆相依为命。后因县城火灾 ,她被诬陷入狱 ,就写诗辩…     

也说三孔布的国别和时代

三孔布是秦,是赵,还是中山国的货币,其行使年代是战国中期还是战国晚期,钱币界尚未有定论。近人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均根据三孔布背有钱文“铢”、“两”这一点,定为秦币。朱活先生亦提出“有理由把三孔布看作是秦占领赵邑后,暂时出现的圆钱与布钱的混合型铸币”。     

常州人与《红楼梦》

<正>《红楼梦》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书籍之一，常州人对于《红楼梦》怀有一种特殊情怀。《红楼梦》第120回写贾宝玉在“毗陵驿”的运河船头拜别父亲贾政，消失在常州郊外白茫茫雪原的一座土坡后面。笔者曾撰有《红楼遗梦在常州——〈红楼梦〉故事终结地考》^[1]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密不可分之微观探析——力证结束于常州运河畔毗陵驿的全书是曹雪芹原著》^[2]两文，力证常州为“红楼圆结地”。     

萧仲舒非太平兴国二年进士

《宋登科记考》《宋代登科总录》二书都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吕蒙正榜进士中列举了“萧仲舒”和“温仲舒”二人,其根据似为明人朱希召的《宋历科状元录》一书。萧仲舒是宋代《春秋》名家萧楚之父,但其时代更晚,绝无可能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综合宋人的诸多相关记载可知,《宋历科状元录》所说的“萧仲舒”其实就是“温仲舒”,“萧仲舒”实为“温恭肃仲舒”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中事实上只有“温仲舒”而没有“萧仲舒”。     

古代考试撷趣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 ,始创于隋朝的科举考试是在克服察举制弊病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在中国古代漫长历史中 ,对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融合 ,对儒家思想的传播、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朝为四舍郎 ,暮登天子堂”。一千多年来 ,科举考试几乎成为封建社会读书人问政、为官、富贵、立业的惟一途径。正因为如此 ,围绕着它 ,曾演出多少低回婉转、令人捧腹的人间闹剧。后门状元据《唐摭言》记载 ,唐朝的高锴多次任主考官。他为官清正 ,所录取的人都有真才实学 ,但也有无可奈何之时 ,乃至出了个“后门状元”。高锴第一次主持进士考试时 ,考…     

编修《广西通志·出版志》的一些体会

伴随着世纪之交的喜庆气氛,１００万言的《广西通志·出版志》出版了。不禁回味自已三年来在领导关怀下,与同仁戮力编修的历程,真是百感交集。对我这个“志人”来说,总算圆了一个“志梦”。欣慰之余,且抒胸臆,亦谢同仁。在编修《广西通志·出版志》（以下简称《出版志》中...     

为《清明上河图》题跋的湖南人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众所周知的国宝.其实在这幅画中还有一段“状元”的题跋.这个“状元”就是湖南茶陵人李祁.元朝至正二十五年（1365）的一天,“静山周氏文府”周文府携仆人带着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前往江西永新上麓山拜访李祁,     

论甘棠港道的开辟与福州丝路的畅达

<正>对于福州甘棠港的研究,至今仍是热议的话题,可见其意义。今时再论,似乎较前深入一些,却依然难有共识。究其原因,除了时隔太久、资料缺乏之外,笔者以为也有对资料解读的问题,看来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首先,自然是对宋淳熙《三山志》记载的认识与解读。众所周知,《三山志》是南宋状元、宰相梁克家主持编修的,有些内容出自他的手笔。《宋史》本传评价梁克家,为人"风度峻整","为文浑厚明白,辞命尤温雅"。《三山志》作为古代名     

杨准，汉安人辨

笔者初次知道杨准为汉安（内江市西）人,是读到《历史知识》编辑部编写的《四川古代名人》。该书“四川古代历史人物索引”说：“杨准,汉安（内江市西）人。字伯邳,东汉名臣①”。后来又在《四川通志》第142卷“荐辟”上读到“杨准,汉安人,以累世忠直荐拜尚书。此说有误,其根源还在常璩的《华阳国志》。     

郑樵《通志》对文献学的贡献

郑樵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献学家。他的《通志》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是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之说。由此可见,《通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