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借图述事——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渊源探论之一

河西宝卷是活在民间的敦煌文学,与敦煌变文在宣讲内容、讲唱形式上有密切关联.讲唱变文时,变文变相结合,图文并茂,借图述事的形式,在后世讲唱叙事文本中,诸如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河西宝卷中均可看到其影响存留之迹.研讨河西宝卷与变文渊源关系应予特别关注.     

民间文化魂宝——甘州宝卷

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分支,广泛流传于我国的西北省份。它是盛行于甘肃河西走廊的地方民间说唱文学艺术,也是一种比较古老而又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通俗文艺,其中尤以河西宝卷最为著名。甘州宝卷是河西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前的甘州农村最为流行,影响颇深。甘州宝卷作为一种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在民间源远流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魂梦依旧在酒泉——谭蝉雪先生向甘肃省图书馆捐赠70余种宝卷

正2015年12月8日,我受邀前往甘肃省图书馆,一览谭蝉雪先生捐赠的70余种河西宝卷。"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自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专题研究孟姜女故事开始,宝卷进入学者视野;30年代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将这种民间说唱艺术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后,宝卷断续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而由于河西宝卷流行于敦煌一带,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受到数位有见识的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段平安、谢生保、谭蝉雪、方步和等,其中三位学者与我甚有机缘。     

明清以来闽西北的宝卷、图像与仪式

宝卷是唐、五代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成的一种传播宗教的艺术形式。宋元以来,因儒释道三教密切融合,宝卷成为儒释道三教得以延展的重要载体。宣讲宝卷的仪式称为“宣卷”。自明代中末叶始,闽西北已有大量宝卷流传,宝卷与该地区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宗族社会、地方神明祭祀等深具关联。本文试以田野调查所得之宝卷、图像、教谱等材料为基础,梳理该地区明清以来宝卷流传的实际情形,以及宣卷仪式与广大民间社会的内在关联。     

河西宝卷的叙事形态与《沪城奇案宝卷》的启示性意义

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既有文学神奇故事的娓娓动听、神奇迷离,又有抒情艺术如诗歌、音乐和曲艺等的重复性和一唱三叹的美学效果。这种美学效果是以散韵结合、以韵为主的方式叙述来实现的。在叙事形态上,宝卷,尤其是河西宝卷又具有初期民间艺术大多有的那种悲情喜剧、因果故事和神奇寓言故事的程式化特征。这是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的显著特征。现代河西宝卷《沪城奇案宝卷》等的出现,接通了以现代意识利用旧形式发展新文学（包括通俗文学）的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新理路,也为现代民间俗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可资借镜的榜样。     

潮州歌册概述

潮州歌册发源于唐代潮州、成熟于明清时期。源自潮州民歌中的“七字歌”。体裁上有两种：一种是“歌行体”,由“变文”演变成“弹词”,再演变成“歌册”。一种是“传奇体”,大多改编自“宝卷”、“陶真”、“话本”及“鼓词”等。潮州歌册主要分布于潮州、闽南和海外潮州人居住地,内容以佛经故事、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为主。在清代有一家专门印刷潮州歌册的商家叫“李万利商行”,印制、发行了大量的潮州歌册。潮州歌册以浓郁的地方特色受到当时的潮汕人（特别是妇女）的欢迎。在潮州文化史上占据一席相当重要的位置,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潮州歌册面临濒危,需要各级部门的重视。     

浅议河西宝卷蕴含的思想价值

河西宝卷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河西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一种讲唱艺术形式,是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说唱艺术,也是中国民俗文化史上一朵耀眼的奇葩。它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易懂,在甘肃河西地区广为流传。它蕴含的爱国佑民、惩恶扬善、敬老仁孝、忠贞爱情、家庭和谐和褒扬妇女的思想内容,是其思想的精华,具有教化育人的作用。研究、学习、传承河西宝卷的优秀部分,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敦煌变文与凉州宝卷探微

敦煌变文是唐代文学的新兴文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民间文学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为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变文直接继承我国诗辞歌赋的优良文学传统,积极借鉴讲唱佛经教义的宗教文学的表现手法,多方吸取民间说唱和绘画、音乐等艺术特点,兼有文学和艺术两方面的特征,为后代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敦煌变文对凉州宝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凉州宝卷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2006年,被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本文就敦煌变文与凉州宝卷的关系做一探讨。     

目连变文宝卷与目连戏傩戏

目连变文宝卷与目连戏傩戏黎蔷中国地方戏曲剧种目连戏专事扮演“目连救母”戏文,其故事情节源于印度佛教经典。自西晋三藏竺法护与支谦等翻译借西域之道输入中原地区后,至唐、五代时期,演变出名目繁多的有关目连的变文与戏文。目连戏文在民间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并...     

河西“地蹦子”

“地蹦子”是流行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民间社火中最古老而又最具地方特色的一种广场集体舞。它是镶嵌在河西民俗文化带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地蹦子”表演队伍的基本组织形式为：春官（象征春神）仪仗打头，皂隶护卫（后来被革除），春官身后还有一人为之打着伞盖，接着是...     

宝卷叙录

宝卷为继承唐代变文、宋代讲经传统而形成的讲唱形式,但是到目前人们并未发现它们之间直接嬗变的资料,因为现存宝卷最早是明代的作品。从这些明代宝卷及有关史料来看,明代宝卷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宣传民间宗教教义的作品,这一类最多,它们是民间宗教理论著作,不是文学作品,二是演说佛道教传统故事的作品,比如《香山宝卷》《五祖黄梅宝卷》《黄氏女宝卷》《红罗宝卷》等。     

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一篇论文。我的论文论及释门佛徒唱导化俗所用之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原本自楚、汉“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的辞赋。此外,也谈及“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实系楚汉之声”等问题。     

河西宝卷与河西讲唱文学关系——以《方四姐宝卷》为例

方四姐的故事通过宝卷讲唱、地方曲艺演唱的方式广泛流行于河西,比较分析现在刊行的《方四姐宝卷》不同版本和地方曲艺演唱的同类故事,可以见出,宝卷同一故事的讲唱,可因地域、时间、讲唱者的因素,人物、情节、细节可以适当增减;宝卷对地方曲艺中人们喜闻乐见的细节可以加以吸收;因为方四姐的故事广为人知,傩舞戏的演唱可以略述梗概。     

敦煌文献在列宁格勒

揭开神密的面纱 这次去苏联会谈,我们到了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要揭开神密的面纱,使这这批封闭的祖国文化瑰宝重颜光彩。中国敦煌、吐鲁番和黑城文献,就藏在所内的手稿部里。 手稿部内共收藏着约一万二千件敦煌（其中有少量来自吐鲁番等地）文献和九千件黑城文 在一万二千件敦煌文献中,藏着大量珍品。这里仅仅举例: 早在公元七世纪末以前,我国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的文字,叫做“变文”。宋元话本以及宝卷、鼓词、弹词等,莫不和变文有渊源关系。由於宋初曾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这一重要文学形式,在近一千年中,竟湮没无闻。直至     

明代的佛教宝卷

对中国宝卷研究有很大影响的学者有两位：一是郑振铎先生,他在《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中,把宝卷分为“佛教”和“非佛教”两大类,并认为宋代瓦子(公众娱乐场所)中的“说经”就是最早的宝卷。①另一位是李世瑜先生,他认为宝卷是民间教派的专用经卷,起于明代正德年间罗清的《五部六册》,否定了佛教宝卷的存在。②两位前辈的结论,都与中国宝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不符。     

凉州宝卷渊源及其艺术特色

凉州宝卷是流行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的一种民间吟唱文娱活动。其滥觞可追溯至唐代宣传宗教经文的敦煌变文,后经宋代说经演变、明清时期逐渐衍生为民间说唱曲艺。凉州宝卷内容多以宣扬佛教故事,反映谴责忤逆、规劝孝道、隐恶扬善等为人处世、立言立德标准为主要题材,具有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形式灵活多样、语言朴素生动、内容题材广泛等特点。     

山西介休"念卷"和宝卷

山西介休地区的“念卷”(即“宣卷”)和宝卷,是1957年张颔先生《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①一文介绍给学术界的。文中介绍了介休城乡念卷的活动情况、手抄本宝卷的内容和形式,并载有作者于1946     

早期宝卷并非白莲教经卷——以《五部六册》征引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宝卷新研》是李世瑜1956年针对郑振铎宝卷研究观点而撰写的论文,与他对宝卷研究的其他系列成果一样,引领了特定历史时期宝卷研究的方向。但是,李世瑜宝卷研究的系列观点,诸如罗祖《五部六册》是最早的宝卷,宝卷是白莲教及其分支编制的宗教经典,"无生"、"无为"、"无为居士"等概念是判断宝卷属性的标准,都因为罗祖《五部六册》所引宝卷《香山卷》、《目连卷》、《金刚宝卷》和《圆觉卷》的存世而不能成立。在民间宗教研究视角、文学研究视角无助于宝卷研究深入开展的情况下,将宝卷与变文、科仪等仪式文本一样放在斋供仪式的背景下研究,可能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视角。     

变文的讲唱艺术—转变考略

自从敦煌变文写本发现以来,学界仅把它看作文学作品加以研究,还没有将它作为一种立体的艺术存在,进行系统的考察:尽管有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变文作为“转变”的底本,供“转变”所用;或指出“转变”就是“转唱变文”,但问题在于,“变文”是不是都用来作为“转变”的底本,都供“转变”所用?“转变”作为“转唱变文”的一种艺术,它到底是怎样的?对此,前贤学者或者忽略不论,或者只论不证,尚无系统的考证文字,因而有进一步回答的必要。按“转变”一艺,在唐五代之文献记载中凡有四见: 一、《太平广记》卷二六九“宋昱、韦儇”条引《谭宾录》载:     

江南宝卷创编的地方性进程——以常熟宝卷为例

江南宝卷的历史研究有很多成果,但大多是在吴方言区或者苏州这样的大文化区域视野下进行的,而宝卷的实际生存区域通常不大于市县一级的地方单位。以常熟宝卷为例可以发现,其宣卷活动的历史进程,既有与整个江南宝卷一致的时段分割,也有自己的特点:它在可追溯的近百年历史中,不断进行着宝卷文本的创编工作,甚至到改革开放后再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创编高峰,许多最具当地特色的神灵宝卷,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历史悠久,皆为近百年内的新创。它凸显了常熟宝卷始终为现实生活具体需求提供信仰服务的一贯传统,这在整个江南宝卷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