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曲艺

曲艺是我国各地、各民族说唱艺术的总称,有着悠久的历史,若追溯其滥觞,可推至先秦、两汉。然而,真正兴起与形成则应是在唐朝。历史上,它包括唐代以讲唱奇异故事传教的“变文”及说唱故事的“说话”等,     

变文的讲唱艺术—转变考略

自从敦煌变文写本发现以来,学界仅把它看作文学作品加以研究,还没有将它作为一种立体的艺术存在,进行系统的考察:尽管有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变文作为“转变”的底本,供“转变”所用;或指出“转变”就是“转唱变文”,但问题在于,“变文”是不是都用来作为“转变”的底本,都供“转变”所用?“转变”作为“转唱变文”的一种艺术,它到底是怎样的?对此,前贤学者或者忽略不论,或者只论不证,尚无系统的考证文字,因而有进一步回答的必要。按“转变”一艺,在唐五代之文献记载中凡有四见: 一、《太平广记》卷二六九“宋昱、韦儇”条引《谭宾录》载:     

敦煌变文与凉州宝卷探微

敦煌变文是唐代文学的新兴文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民间文学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为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变文直接继承我国诗辞歌赋的优良文学传统,积极借鉴讲唱佛经教义的宗教文学的表现手法,多方吸取民间说唱和绘画、音乐等艺术特点,兼有文学和艺术两方面的特征,为后代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敦煌变文对凉州宝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凉州宝卷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2006年,被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本文就敦煌变文与凉州宝卷的关系做一探讨。     

图文并茂,借图述事——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渊源探论之一

河西宝卷是活在民间的敦煌文学,与敦煌变文在宣讲内容、讲唱形式上有密切关联.讲唱变文时,变文变相结合,图文并茂,借图述事的形式,在后世讲唱叙事文本中,诸如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河西宝卷中均可看到其影响存留之迹.研讨河西宝卷与变文渊源关系应予特别关注.     

《捉季布传文》艺术简论

我国曲艺艺术源远流长,支裔繁多,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喜爱。探究这种说唱艺术的渊源时,我们不应忘记敦煌遗书中的《捉季布传文》(伯三六九七)。关于这一题材,敦煌所出共有十个卷子。其中有的冠以“词文”题目,如伯三三八六卷《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捉季布传文》一卷篇末云:“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可见,当时已有专门从事这种说唱艺术样式的艺人——“词人”的称呼,而“词文”在说唱中也已成为独立的一种。敦煌变文卷子中有的唱词记有“平调”、“侧调”、     

试论莫高窟屏风画与敦煌变文的关系

莫高窟屏风画是敦煌艺术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兴起于盛唐,经过中唐时期的发展,到了归义军时期发展成熟。盛唐后期,变文由中原地区传入敦煌,到了归义军时期已经十分盛行。屏风画的发展过程中,与敦煌变文逐步形成了比较紧密的关系,尤其表现在创作题材方面。莫高窟屏风画由于所处石窟中的位置、采光等因素,是不太适合直接配合变文讲唱。     

敦煌变文对后世曲艺戏曲的影响

变文与后世曲艺之蹑踪宋代说话人在中国曲艺史或者是中国文学史的民间文学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怎么发生的?从发生学观点看,过去一直非常模糊。不少学者皆认为宋代说话是中国曲艺之“开山祖”。在文学史领域,过去也往往是讲到宋代“说话”便嘎然而止,无法再往上追溯。直到敦煌变文发现后,中国曲艺史的断层始弥合,古今脉络方才接通。敦煌讲唱文学的历史地位,比宋代说话人还重要,它成为汉以来的辞赋、说唱,魏晋南北朝俳谐文到宋元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唱文学的桥梁,也是后世阵容壮观的说唱文学的前导。或者可以说,它是源远流     

唐变文的形成及其与俗讲的关系

关于唐代变文的研究,经过许多敦煌学者的努力虽巳取得很大的成绩——例如《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论文录》的出版就反映了我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争论。变文的形成,民间变文和俗讲、佛经变文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变文形成于民间,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产物,有的认为俗变来源于经变,变文是寺庙俗讲发展过程中逐步吸收民间文学而形成的,实质上认为来源于寺庙俗讲。我认为要把变文形成及其与俗讲关系弄清,必须从宏观上对唐代民间文学和寺庙俗讲做一全而的考察分析并给以具体的比较,才能得出一个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本文试图从这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讨。由于对变文材料阅读的不够,文中的一些论点例证,不免有错误失当之处,敬希研究变文的学者,不齐给以指正批评。     

变文与佛教

在唐代的俗讲文学中,变文无疑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原因,变文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不为人所知,直到清末光绪25年（1899）,在甘肃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了2万多卷藏书,变文才又重见天日,并很快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变文在敦煌藏经洞的出现,似乎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但细细想来,偶然中又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如果我们考虑到,变文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佛教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宗教色彩,那么,对于它在敦煌这个佛教胜地的重新出现,应该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了。变文的产生与印度佛教的东来是分不…     

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补校

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的敦煌变文,是民间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由于敦煌变文在文学和语言上的巨大价值,早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1957年,王重民等六位敦煌学老前辈把散佚在伦敦、巴黎及国内各地的单篇变文汇集整理成第一部集大成的敦煌变文专集——《敦煌变文集》,从而给敦煌变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苏联所藏的变文写本,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未能在国内刊布,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绍良、白化文二先生编《敦煌变文论文录》,     

《佛说盂兰盆经》与《目连救母变文》

敦煌变文中有关目连救母内容的有十余卷,均据相传为西晋月氏三藏法师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以下简称《盂兰盆经》)演绎而成。在此,笔者试将《目连救母变文》与《盂兰盆经》略作比较,旁涉它篇,以探求该变文的演绎情况和它的民族化、世俗化等问题。一《目连救母变文》是一篇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它虽然是按《盂兰盆经》演绎而成,但并没有拘守于《盂兰盆经》所表述的内容范围和结构层次,作者根据变文本身的需要,对经文内容作了大胆的删节、改编和调整。     

《李陵变文》补校

收在《敦煌变文集》中的《李陵变文》,是启功先生根据北京图书馆藏卷校录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所有的敦煌卷子中尚未发现《李陵变文》有第二个抄本,因此它现在仍然是个孤本。这个孤本自从启功先生校录以后,还没有哪位学者重新核对过,因为它一直被封存着,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在编著《敦煌变文集新书》时未见到它。最近,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期间,北图举办了部份敦煌卷子展览,我们趁此机会将《李陵变文》全文核对了一遍,发现了不少问题。本文就是我们通过核对原卷而作的关于启功先生校录的补校和对各家补校的意见的商榷。 为便于核对原文,我们在每条原文前都标明了《变文集》的页码和行数（用点号隔开）;凡引《变文集》中其它篇目,皆标明页码而不注书名;启功先生校录原文中有大量照录的俗字,以及用括号表示的改字,我们一般都直接予以改正,只有在牵涉校改时才原文照录。又《李陵变文》北京图书馆现编号为“新0866”（“新”是新编号的意思,在《千字文》编号之外）。     

敦煌变文中的双音副词

敦煌变文,是中唐至五代间的通俗文学作品。为適应廣大的市民听众,变文基本上运用的是當时的口语;它通俗易懂,词汇丰富,有独特的色调。这样,敦煌变文便成了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史料。由于变文运用的是當时社会上的口语,是实际语言的记录,所以,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古后期的语法实况。研究变文的语言,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古汉语,而且也是建立汉语历史语法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环。本文将对敦煌变文中的雙音副词进行一些探讨:     

唐五代敦煌说唱伎艺的戏剧化转向探考

敦煌所见说唱类作品客观反映出唐五代时期民间说唱伎艺与戏剧艺术之间逐步转化的轨辙。唐五代戏剧的生成与发展并不仅仅止于敦煌写本中所载述的与戏剧相关各类演艺形态,联系其他相关文献中所见唐五代戏剧的表演场所、表演艺人史料,可以更加清晰、完整地见出这一时期的戏剧是综合的、立体的表演,而非简单的舞蹈、俳谐或弦索歌唱。唐代寺院演出的艺术品类同样显得复杂多样,而且各种艺术形式表演的场所尚处于混同阶段。从北魏开始到隋代,延及唐五代时期,在逐步摆脱随意性和流动性的表演场所中,戏剧艺术与说唱伎艺是混同表演的。唐代戏剧尚处于中国古代戏剧的形成期,其整体构成显得较为简单,在具体表演过程中多采用"小戏"形式。在戏剧的表演与演员的形成方面,唐五代说唱艺人对同时期戏剧的影响同样显得格外明显。     

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一篇论文。我的论文论及释门佛徒唱导化俗所用之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原本自楚、汉“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的辞赋。此外,也谈及“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实系楚汉之声”等问题。     

凉州宝卷渊源及其艺术特色

凉州宝卷是流行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的一种民间吟唱文娱活动。其滥觞可追溯至唐代宣传宗教经文的敦煌变文,后经宋代说经演变、明清时期逐渐衍生为民间说唱曲艺。凉州宝卷内容多以宣扬佛教故事,反映谴责忤逆、规劝孝道、隐恶扬善等为人处世、立言立德标准为主要题材,具有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形式灵活多样、语言朴素生动、内容题材广泛等特点。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讲经文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俗文学资料种类较多,有讲经文、变文和小说等,木塔秘藏中的辽代讲经文和变文与敦煌讲经文和变文有许多相同之处,均属于讲唱体裁。与敦煌讲经文和变文相比,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讲经文和变文内容表现出总括性的特点,篇幅较短;而敦煌讲经文和变文的内容则具有具体入微的特点,篇幅较长。     

也谈敦煌讲唱辞的音乐渊源

《敦煌学辑刊》创刊号上,刊载了牛龙菲同志《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一文。文章从讲唱文体起源辞赋,梵文经偈与楚汉辞赋异质同构,中国佛教偈赞实系楚汉之声,变文即“谈辩”之文、源于纵横风气影响下的楚汉辞赋——四方面,论证敦煌讲唱文源于楚汉辞赋。文章引证丰富,观点新颖,但其中也颇有可商之外。兹就第三方面——敦煌讲唱辞的音乐来源方面提出一些质疑。     

敦煌本"庄严文"初探——唐代佛教仪式上的表白对敦煌变文的影响

前言 在研究界里,法会仪式和讲唱文学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前辈学者们的注意,在敦煌文献被发现不久就开始研究了.最早入手的是罗振玉氏,罗氏在<敦煌零拾>(1924)一书里,用"佛由"的名称来介绍了他所藏的三种讲唱文学作品,即现在所谓的<维摩经讲经文>、<降魔变文>、<欢喜国王缘>,然后其跋文里把这些作品视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中佛经演说的"讲经"源流;其次有向达的<唐代俗讲考> ①,这篇论文里,向氏第一次谈到了"俗讲"一词,并论及敦煌变文与俗讲仪式的关系,还提及了押座文在仪式上的功能及其与变文之间的关系.另外,孙楷第<唐代俗讲经轨范与其本之体裁> ②,泽田瑞穗<支那唱导文学的生成> ③等论文里更加深入探讨了仪式在俗文学演变史之中的地位.     

珍贵的“河西宝卷”

宝卷是一种民间文学,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形式有说有唱。它的文体形式和敦煌变文很相似,又有人称它是“活着的变文”。宝卷传唱历史久远,宋以后曾经流行于全国,但不久即湮没无闻。时至今日,宝卷在其他地方已成历史,唯独在河西走廊仍活跃在人民中间。河西宝卷既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又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河西宝卷融诗、词、歌、赋、散文于一体,每本都有一首“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作为开讲偈,介绍卷本的基本内容,以便引起听众注意。如《金龙宝卷》开讲偈是：“千两黄金万两银,有钱难买父母恩。父母在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