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上珠峰

大齐米:我不会再跟妻子一起登山了我登过三次珠穆朗玛,今年是最难的一次。 5月20日那天天气非常好,没什么风。夏尔巴在我们前边出发,在C2(海拔7790 米)已经搭好了帐篷。我们在从C1(海拔7028米)到C2的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我和妻子拉吉只用了不到6个小时就到达了C2。我1997年第二次登顶珠峰的时候就是     

梦想终将成真

邂逅他的时候,我只有14岁。那时网络还在酝酿,电视来回就是那几个台,母亲任副主编的摄影杂志一年销量达30万,在当时几近天文数字。那年夏天,杂志里有篇文章,介绍一位天才的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事业如日中天时得了白血病。为了热爱的艺术,他与病魔殊死搏斗,一度在死亡边缘挣扎,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战胜病魔,重回舞台。     

那一年，班主任拉我进考场

影响我命运的高考已成记忆,但当年的班主任唐国伟老师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战胜所有的困难走进了大学的课堂。     

那一刻我真开心

正那一刻,我真开心,因为我战胜了爸爸。你肯定会问,小孩怎么会战胜爸爸呢?别急,听我慢慢道来。我的爸爸是一位领导,他经常要出去开会,每次开会之前,他都要在家先读几遍,把稿子读熟。前几天,爸爸告诉我:"我又要出差了。"我望着他,失望地"哦"了一声。晚上,我在看电视,爸爸在一旁读稿子,只听爸爸念到:"各位‘领导’你们好。"刚念完就把一旁看电视的我引得哈哈大笑。爸爸生气地说:"笑什么?"我喘着气说:"‘领’导的‘领’读‘lǐng’不读‘nǐng’。"爸爸挥了挥手说:     

两位县委书记

1990年,我在一篇题名《缘分》的散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52年5月,我从二野军大五分校转业到息烽。开始是分在县委组织部。因为跟着喜欢写作的县委书记下乡蹲点,在他的鼓励下写了几篇新闻报道在报纸上发表,才三个月,又调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这段叙述过于简略。我转业到息烽的具体时间是1952年5月5日。5月6日分配工作,因为家庭成份是贫农、本人又是团员,土改运动中表现好,同时转业的12名军大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分在县委组织部。到组织部上班才两天,5月8日,县委书记史可鉴同志就点名要我参加他领导的工作组下乡蹲点。…     

抗战时期辗转广西的粤剧名伶马师曾及其粤剧团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马师曾拒绝侵略者的威逼利诱,舍家产逃往内地。乱世中颠沛流离,他战胜各种磨难,竭力组织粤剧团演出献艺,谋生计的同时全身心投入抗日宣传。在辗转广西八步等地的3年多时间里,所到之处皆留下佳话,其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精湛的艺术才华令人感佩。与他一起共患难的红线女说:"我最欣赏他两点——一是爱国之心,二是对粤剧的坚持。"     

在医院吃中餐过圣诞,小布什急得“借酒浇愁” 老布什,重症病房哼小曲

美国老布什因重病住院,在重症病房度过了圣诞节。他早已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奈。在他88岁生日前夕,他告诉孙女詹娜,自己多次思考过死亡:"我想知道死亡是什么,我想天堂中,绝对有很多我渴望去见的人。"     

我的“大大”邹承鲁

2002年,妈妈去世了,骨灰埋在了她工作过的单位的院子里。"这主意不错!"爸爸打算照办,"把我的骨灰,一半埋在生物化学所,一半埋在生物物理所。"——他在这两个所都工作了相当长时间。关于死亡的话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多数是我讲给他听。吃河豚鱼,这是我想出的最好的自杀方法——吃死,对我来说是死得其所。     

于谦 活得清白 死得冤屈

他的命运与明朝两大事件相关——“土木之变”使他成为举国拥戴的英雄,“夺门之变”使他因“谋逆之罪”而丧命。他能够战胜入侵的外敌,却不能战胜内部的对手     

青藏线,地球上最美的铁路之旅

当青藏铁路第一列旅客列车从青海省会西宁出发,翻越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最后抵达拉萨时,青藏铁路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终于全线通车了。这条大部分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原铁路线,是一条经得起冻土和地震考验的战胜大自然的伟大工程,可与三峡工程相媲美。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无疑成就了地球上最美的铁路之旅,成为世界各地旅游者最想乘坐的列车。     

一本没能送出去的书——纪念在南迦·帕尔巴特峰遇难的好友杨春风

在国内登山圈,康华是我敬佩的人之一。2008年秋季我参加了卓奥友峰的攀登．在海拔6400米的C1营地我与他睡在一个帐篷里,晚上闲聊,我问：“康老师,你觉得汉人中谁最有可能成为首位登顶K2的人。”他几乎没犹豫,答：“杨春风。”     

我和朱厚泽的交往

说来真巧,5月9日既是王元化也是朱厚泽的忌日。两位都是我最敬仰的良师益友。两年前,厚泽去世时,我因眼疾无法写作,只能口述回忆了和他的交往,由记者整理成文发表。然而言犹未尽,总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     

普拉昌达 用毛主义来拯救

11年的革命和1.2万人的死亡,普拉昌达用武力解决了他要的和平问题两度被推迟的尼泊尔制宪会议终于在2008年4月10日上午开始了。自2006年5月开始,尼临时议会通过决议开始逐步废除国王的全部特权,解     

抗战期间几次会见陈诚将军的经过

1938年5月中旬，我随张自忠将军统率的三十八师骑兵连从徐州突围，冲过敌军布置在陇海路上的封锁线，一路上战斗、行军，经历了10天。5月20日上午，我终于回到了汉口府西一路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秦邦宪（博古）同志正巧也在编辑部里审阅社论。他见到我剃着光头，身穿破旧军装，脸孔晒得乌黑，仍然神态昂然，笑嘻嘻地回到他的面前．大为兴奋．立刻拉住我的双手说：“徐州失守．大家都为你担忧。两天之前，遇见范长江同志．他说你们是随军分道突围的，     

毛泽东在“谁战胜谁”问题上的两次观念转变

本文通过分析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问题的认识,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两次观念转变,并对这两次观念转变的实质及其依据进行了说明,指出从认识论根源看,导致这种观念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即:由主要从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客观物质条件方面认识"谁战胜谁"的问题,转变为主要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来认识这一问题.这也是他晚年对中国国情作出错误判断的根本原因.     

卡斯特罗笑谈人生

两个场合同一声音1990年8月,我奉命出使古巴,1993年8月任期届满。离任前的8月2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两兄弟专门设宴为我夫妇饯行,而且宴会持续了七个半小时,成为我平生参加宴会时间最长的一次。席间,卡斯特罗主席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三年顶过去了。你也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一段革命胜利以来最艰苦的岁月。目前古巴仍处于困难时期,形势还很严峻。但是,困难和压力压不垮我们。我们有决心战胜困难,坚持革命,誓死捍卫革命成果,誓死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这是古巴惟一正…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纪念陈元方同志逝世十周年

今年5月16日,是革命前辈、我尊敬的老领导陈元方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和陈老原来素不相识。当他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我是商洛地委的一个中层干部,同他没有什么接触,更谈不上有什么来往了。但在他退出省委领导岗位,1982年担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时,     

治史贵有心得——访赵光贤教授

1988年5月12日上午和13日上午,我访问了赵光贤先生。78岁高龄的赵先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指导先秦史博士研究生。他精神矍铄,谈锋锐健,两个上午跟我长谈了五个小时。     

文物世界里的文物老人——回忆我的父亲单士元

1998年5月25日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一天,那日我的父亲单士元因病逝世,弃我而去。从此他的音容父爱成为我永久的记忆;他做人敬业的精神是留给我的珍贵遗产,将伴我终生。新世纪第一年5月25日是他3周年的忌日,使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单士元。     

新西兰冰川徒步 纯净幽蓝的致命诱惑

正如果有人要问我,新西兰南岛自驾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两个字:冰川。新西兰南岛西海岸有着世界上最容易接近的冰川。这里的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和福克斯冰川从海拔3000米的南阿尔卑斯山脉南麓淌下,一直延伸到海拔270米左右的温带雨林。由于海拔较低,气候温暖,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亲近冰川:冰川终端徒步、冰川行走、直升机空中观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