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20世纪前 30年间 ,中国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的竞争进程 ,其中形成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至少有四次。本文从思想视角考察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出学术的部分 ,首先检讨论争双方的观念本身 ,其次将此次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 ,侧重于各类读书人观念的异同 ,最后从时人关注的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角度简单分析这次论争的史学启示。     

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

五四前后中国新旧思潮交锋,北大学术论争是其表征,主要表现在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学术冲突;部分章门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皖人联手,将白话文运动的矛头指向桐城文法;桐城派大体上被赶出北大后,北大教授因新旧思想的不同及地缘身份的差异而重组学术阵营,遂导致陈独秀、胡适等皖人与江浙学人也有纷争。而政治压力下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既有学理本身发展的逻辑,更与五四以后的北大派系重组过程中思想策略运作密不可分。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

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 ,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 ,这具体反映在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缺失 ,恰恰说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终究只是一场“半新半旧”的学术变革。     

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九一八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趋向

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兴起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认为那种为了"捉妖""打鬼"的"整理国故",不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树立,于是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阐释和弘扬,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建设民族新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九·一八"后,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热潮。如果说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的话,那么,研究历史的目的则是为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服从或服务于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需要。当时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除了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外,另一个重要趋向是对边疆史地研究。     

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 ,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 ,但到北伐前后几年间却转变了态度 ,越来越从破坏的角度诠释整理国故。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活动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 1 92 3年和 1 92 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两组相关文章 ,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 ,后者却主张推翻国学。这一态度逆转与世风密切关联 ,许多新派学者正基于整体性的新旧不两立的认知 ,为划清与“旧派”的界线而走上反对自己前期主张之路。     

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与章太炎

胡适与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章太炎是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整理“国故”,并率先有系统地尝试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他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以佛教唯识宗为参照,运用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评述,堪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的先驱。胡适则是在章太炎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理国故”运动的创导人,是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整理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后继者。他以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以     

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

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一些人曾有力地呼应了胡适提倡最力的整理国故,但双方在具体观念上又颇有歧异,这些歧异多与“白话”相关。文学研究会的严既澄指责胡适有“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韵文”的倾向,双方就此展开了论争,其核心议题即“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当白话文出现走向欧化的趋势而致时人抱怨看不懂时,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多认为应该是读者转换思想以适应欧化的文风,也有人主张白话文同时向“欧化”和文言开放,而胡适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只须向大众方向努力。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郑振铎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原因分析

郑振铎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著名学者。他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有很多原因,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使小说成为主流文学;整理国故运动使小说进入了学术领域;而鲁迅的直接学术指导使他的研究步入正轨;再加上他本人的兴趣和工作的需要。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梁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解放,思想自由。所谓存异,即在于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的存异有所见也有所蔽,须作整体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否定。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梁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     

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

中国学术的南北派分,由来已久。民初整理国故运动蔚为风潮,南北学人输入西学时,往往以西方学术分科格义中国学术,近代新学术由此建立。清季民初,复兴蜀学成为川省学人的群体诉求,各派学人以汉宋、今古、经史的不同立场,所建构蜀学系谱因时而异,各有侧重。“好今文家言者”多主张晚近学术当以“东西”代“南北”,以今文学之“理论”整合古文学的“事实”。宋育仁、蒙文通、刘成断等学人批评整理国故运动妄立科目,任意比附,认为复兴蜀学才是学术正途。纵观清季民初“蜀学”的渊源流变,及其与江浙学界的分合,可在科学史观与分科治学之外,探索近代学术转型的新路径,此种尝试或是时下理清中西学术纠结、建立中国学术本位的有效途径。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涌现的一个著名学术机构。与同时期其他国学机构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既有援引西学,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结合西方知识工具,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学术社群的治学精神,皆有其鲜明的特性。     

“整理国故”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具体实践。郭绍虞"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研究范式遵循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和"求真"精神;他对中国诗学范畴的辨析、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和诗话研究,与"整理国故"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积极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一致的。但郭绍虞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整理国故",注意恢复和发现古人的言外之意,因而显现为一种创造性还原。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     

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当他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由中学教师步入大学讲堂,并逐次出版其学术著作而为学界所知之时,其作品内涵非但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亦且与专业史学毫无牵连。身为黄侃在北京大学的授业弟子,又是顾颉刚之同窗挚友,范氏是受到胡适和梁启超所提出之典范引导,以致逐渐向整理国故运动靠拢,而其早期著述也在当世被视为整理国故之一环。此一隐没不彰的案例可以体现盛极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内涵之复杂性。     

跨越时代的“三农”对话——评王先明的《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

《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一书以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宏大的历史视野,首次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百年学术论争,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提炼出了不同时代各个学术流派、政治势力围绕乡村问题交锋的主题,梳理、总结了中国乡村发展理论论争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与当前的"新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与映照,不仅对于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争论主题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当今的新农村建设,解决现实的"三农"问题等,也有直接参考价值;不仅是20世纪以来乡村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上乘佳作,同时具有乡村问题工具书的性质。     

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及思想

本文从民族复兴思想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和顾颉刚整理古籍的计划和实践、探索史学普及和学术通俗化之路、重视边疆学术研究和考察四个方面梳理了《上游集》反映出的抗战时期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思想,揭示了这些学术活动背后隐含的顾颉刚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