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承袭制度研究(上)——张氏归义军节度使的承袭引发的有关问题

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在中原王朝的压力下入朝归阙,长期滞留长安。张议潮与张淮深之间的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承袭并没有进行,只是暂时的委托,最后在张淮深不断入朝请求赐予旌节之后,为唐王朝所承认。张淮深时期,归义军内部分裂。张淮深与张淮鼎之间的承袭是通过政变。张淮鼎病死后,其子张承奉幼小,归义军大权被时任归义军使持节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索勋夺取。索勋利用托孤和姻亲关系,得到唐朝政府的承认,出任节度使。张议潮女儿带领李氏家族成员发动政变,推翻索勋统治,扶持张承奉为傀儡,而李氏家族执掌实权。张承奉出任节度使不久发动兵变清除李氏家族势力,将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原王朝的任命是归义军节度使承袭的主导因素,唐廷以此限制归义军节度使的权力,并且造成归义军政权的内部矛盾。同时中原王朝往往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以张氏归义军节度使后期的节度使承袭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进行。     

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的胡汉联姻

张议潮父张谦逸娶敦煌粟特人安氏建立了与粟特人的联盟 ,张议潮依靠这种联盟推翻吐蕃在敦煌的统治 ,建立了归义军政权 ,张议潮与粟特人安景出任节度使和副使。归义军政权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政权 ,粟特人在归义军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少数民族。归义军节度使都非常注意胡汉联姻 ,通过这种联姻关系团结了敦煌地区的各族居民 ,在收复敦煌及河西地区的战争中以及巩固归义军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敦煌伎术院考略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繁荣,大批科技人才的涌现,主要得益于伎术教育的发展。然而作为唐代地方伎术教育的重要机构——伎术院,则不见于文献记载。在此主要通过对敦煌出土文献的梳理,就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伎术院的设立进行考述。研究表明,张氏、曹氏归义军时期皆设有伎术院,既是职能部门,也是培养伎术类人才的教学机构,以天文历法、阴阳卜筮等伎术类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实行"宦学事师"的官师合一教育体制。     

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道德观念初探

本文主要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结合归义军时期的历史现状,对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道德观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随着儒、释、道三教的日渐合一,佛教与儒学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日益趋同,世俗的君臣关系、忠孝之儒家道德观念,成了佛教知识及其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所遵守的基本准则。     

唐五代归义军军资库司初探

军资库是唐宋时期地方财赋贮藏的专门仓库,具有特定的含义。军资库司即为管理军资库的机构,负责财赋的征纳与日常经费的支出,是唐宋地方财政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部门。前人对宋代地方州府的军资库曾进行考察,解决了宋代军资库的储藏、支出及其管理制度等问题,但对军资库的设置与渊源仍存在疑问。本文以归义军这一唐末五代藩镇为例,利用敦煌出土文书,对唐五代藩镇节度使府中的军资库司作一初步的探索,以揭明军资库司这一重要的地方财政机构的渊源与始登等问题,并对归义军军资库的储藏内容、破用支出与军资库司机构进行考察。一、军资库…     

归义军地方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体现

大中五年(851)唐始设归义军节度使,陷蕃六十余年的敦煌名义上重新归属于唐王朝,但自始至终,归义军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归义军时期,洞窟营建过程中所受的政治影响极大,供养人地位上升的迹象十分明显。曹氏时期,洞窟中突然大规模出现的龙凤藻井和《龙王礼佛图》正是王权意识在洞窟中的外化。此时期,“新样”文殊信仰在敦煌盛行并影响到了洞窟的营建,这与佛王思想、正统观念密切相关,其实质仍是归义军王权意识影响下的产物。     

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外职军将研究

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外职军将研究冯培红归义军建立于晚唐大中初年．敦煌人张议潮率众起事．逐蕃归唐,唐廷遂于沙州置节,成为唐王朝的一个边缘藩镇。归义军历经张、曹二氏,相继执掌政权,沿及五代、宋初．存在了一百八十余年。归义军建节沙州,但其势力活动在河西走廊西...     

关于莫高窟第156窟的几个问题

莫高窟第156窟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在位期间修建的一座功德窟,关于该窟的建窟时间,前贤已有较多探讨且已几成定论。本文对窟内人物题记进行重新比对考查,并参照张议潮本人的官阶品级和职衔变化,推断该窟的始建时间有可能在大中五年（851）张议潮被朝廷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并赐封旌节之后不久,而出行图中的题记则是成通二年（861）张议潮收复凉州后的补（改）题。同时,文章还对第156窟的选址问题、窟内的《莫高窟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吐蕃沙州节儿及其统治新探

沙州节儿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在该地区设置的最高长官,由瓜州节度使衙任命,吐蕃中央大尚论和宫廷会议可以对它及其工作进行干预。沙州节儿拥有本地区的军政、司法、财政大权,并参预本地区的宗教活动。节儿在吐蕃对沙州进行有效统治中起了重要作用。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书写特征研究

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功德记文书由“家族式”的书写模式,转换到了“统治群体的发愿”模式,继而又转换到“节度使家庭人员的发愿”模式.曹元忠、曹延禄时期,敦煌文书在内容、人物称号等方面都表现出继承性.敦煌功德记文书的文体、内容方面的变化,反映了敦煌地区仪式的变化.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瓜、沙之争”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政权的势力范围仅限于瓜、沙二州。归义军节度使府衙位于沙州,沙州又被称作"上州"。瓜州刺史慕容归盈、曹延恭先后在瓜州长期执政。由于地理、姻亲、政治等因素,导致归义军政权内部形成了瓜州派系。沙州府衙试图限制瓜州派系势力,曹元忠在瓜州增设会稽、新乡二镇就是相应的举措。以曹延恭为代表的瓜州派系获得了瓜州慕容家族等的支持。最终,瓜州、沙州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曹宗寿利用瓜州军队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的统治。"瓜、沙之争"是曹氏归义军衰亡的重要原因。     

西衙考

西衙考张春燕,吴越西衙是敦煌归义军政权机构中的特有衙称名词,系指归义军节度使府驻地官署,地位最居重要。敦煌文书中有关于西衙的记载,尽管不多,但是可以反映出西衙在归义军衙府体系中的重要职能地位,可以说,西衙是归义军的政治中心,首脑驻地,地位举足轻重。今...     

试论吐蕃政权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管制——敦煌世俗政权对佛教教团经济管理研究之一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吐蕃统治者在支持佛教发展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对寺院经济进行有效的管制,设置了专门管理寺院经济的官员如岸本、寺卿等,且吐蕃世俗长官如节儿、瓜州节度使甚至吐蕃东道节度使往往会同僧官如宫廷僧统、瓜沙都僧统、住持沙门和寺院纲管等一道共同对寺院经济进行核算管理。同时,吐蕃统治者还通过对寺属民户征税课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敦煌寺院经济的快速发展。     

唐五代时期敦煌宴饮的社会功能

宴饮活动承载着各种社会功能和礼俗文化,唐五代时期敦煌宴饮活动频繁,宴饮活动扩展了敦煌民众的人际交往,是民众欢娱休闲、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礼贯穿于宴饮活动始终,宴饮称谓、宴请帖、宴饮场合的规范、宴饮结束的答谢等皆体现着礼,主要包括主客礼让致敬之礼、长幼尊卑之礼,宴饮活动对礼的推行有助于教化社会。归义军节度使利用宴饮活动宣传施政理念、拉近与僚属及百姓的关系,宴饮是节度使维护政治秩序、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的一次文学交往——悟真和长安两街高僧酬答诗略论

归义军张氏初期敦煌僧界与长安僧界的多次交往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大中五年(851)五月间悟真及其所率敦煌僧界使团的京城之行.到达后,在“诏人丹墀,面奉龙颜”并受敕封外,还被“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因得与京城朝官及诸大德相过从并互有诗歌酬答.这次诗歌酬答既是归义军设立前夕两地僧界唯一的一次文学交往,也是整个归义军张氏时期两地间的第一次文学交往,在敦煌文学史上颇具史料意义和文学意义.其所留下的作品既是敦煌文学千年史中一批史籍无载的重要文学资料,表达了敦煌人的心声,又最早奏响了整个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主旋律,为之后长时期敦煌文学主旋律作品的大量出现开了先河.     

敦煌归义军政权与沙州回鹘关系述论

归义军政权后期沙州地区出现了"沙州蕃族"(沙州回鹘)部落。曹延禄时期"沙州蕃族"部落与归义军政权关系良好,曾经为归义军出使中原担任导引。随着沙州回鹘的壮大,他们不仅在外交上帮助归义军政权,还可能参与了归义军的内政,支持曹宗寿推翻节度使曹延禄的统治。曹贤顺时期"归义军政权"与"沙州回鹘"联合进行外交出使活动,并且"归义军—沙州回鹘联盟"名义上奉曹贤顺为最高首领。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沙州回鹘政权,曹氏归义军逐渐衰亡的过程也是沙州回鹘崛起的过程。     

从《励忠节钞》看归义军政权道德秩序的重建

本文主要以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为中心,对归义军政权道德秩序的重建进行初步的个案考察。通过研究表明,由于归义军政权在重建过程中以“三教并兴”为基础,以“忠孝节义”为号召,重建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秩序,这为《励忠节钞》的保存和广泛流传提供了空间。反过来,《励忠节钞》这类道德伦理教育读本在敦煌地区道俗和释众间广为传布,成功实现了以“忠节”思想为主导的道德伦理教育,从而使敦煌宗教界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起来,为建立完美的儒家传统社会的道德秩序而共同努力。     

敦煌寺院建置沿革考

本文主要讨论吐蕃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建置与沿革情况,分四个时期:吐蕃初期、吐蕃后期、归义军前期和归义军后期。吐蕃初占沙州,始有九僧寺三尼寺正常运转,后来兴善寺、安国寺、禅定寺恢复启用。但是兴善寺、禅定寺不久被废置或者改额。吐蕃后期,新建永康寺、永寿寺、圣光寺。重启三界寺和净土寺,此时敦煌官寺有十三僧寺五尼寺。永康寺、永寿寺是以吐蕃僧人为主的寺院,随着吐蕃统治的瓦解,两寺消失不见。归义军前期的近百年时间,敦煌一直保持有十一僧寺五尼寺。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显德年间始建显德寺,969年前建乾明寺。敦煌官寺至此再次达到十三僧寺五尼寺的规模。除官寺以外,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还有一些民间寺院,如灵树寺、奉唐寺、龙光寺、圣寿寺、法门寺、端严寺、大悲寺、大业寺等。这些民间寺院与上述官寺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由于材料的缺乏,很难得出定论,有待深入研究。总之,不同历史时期,敦煌寺院的数量不同。弄清每一时期寺院的存续与废置,对于研究敦煌佛教历史以及写卷断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析唐、五代藩镇孔目官的职能

唐、五代时期藩镇孔目官随着节度使府体制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职能逐渐增强,由藩镇低级僚属过渡到高级僚属的行列,对这一时期幕职官制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敦煌文书中的“国太”夫人考

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国太"称号,是研究曹氏归义军联姻问题的重要线索,也涉及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若干重要问题。S.663、S.5957文书中的"国太"夫人索氏,反映出曹氏归义军初期与甘州回鹘之间的复杂关系。BD09015V、S.4537、P.2855、S.1398V几篇文书中的"国太"夫人是曹元忠的夫人翟氏,在其子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称太保时期(976-980),敦煌文书中开始称翟氏夫人为"国太"夫人。980年,宋朝敕封翟氏夫人为"秦国太夫人",但是翟氏夫人在敦煌文书中使用的是"国太凉国夫人"称号。S.4306文书中的"国太公主"是曹元忠的于阗公主夫人,"国太公主"的使用是在曹延禄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