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儒家的音乐治国论

儒家历来有“以礼乐治国”之说。音乐在儒家政治中地位之高,是一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史记·乐书》)把音乐与“礼”与“政”与“刑”相提并论,看作治国要政,而且持续了三千多年,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一这里说的“乐”,虽有泛指所有的音乐之意,但主要指的是“韶乐”。韶乐,也叫雅乐,又称郊庙乐,是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神祗祖先的音乐。韶乐的名称来自“舜作大韶”。(《通典》)孔子在齐国听到的韶乐,就是陈完为逃避迫害…     

六、国家行为的祭孔礼制

1、祭孔沿革 祭孔礼制是从周代的祭祀之礼演变而来的。最初的祭祀包括“礼”和“乐”两个组成部分。礼,指礼仪、等级。乐,指音乐、乐舞。南宋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典》中说:“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祭祀在我国古代社会政治领域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每当改朝换代、帝王登基或国家大事必祭祀,以求社会稳定,国富民强。因此,它成了一种制度,世代相袭,直至清末。     

儒家道德思想源流探析

儒家伦理源于周公所创立的德政思想和礼乐制度。孔子以仁为最高道德原则,以礼为表现形式,创立了儒家道德学说。汉代以后,出现了以"三纲"和"五常"为主体的儒家道德伦理体系,其主体性思想包括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等方面,其中仁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源泉,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其他诸德都是仁的具体展开和体现,都是从属于仁这个最高原则的道德规范。     

商周礼容考论

商周时代的礼容可以单称容,也可以称作颂或威仪,《诗经》等传世文献多有记载。由于礼容较为繁盛,商周时代形成了掌管礼容的世官世家,青铜器铭中的木羊册册、木工册册、木见齿册等就是这些家族的族徽。《洪范》九畴的第二畴"五事",是殷商时代的礼容,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而与八政、皇极等组合为九个范畴,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孔子将商周礼乐统称为"文",表明以礼容为重要元素的礼乐,其实质在商周两代基本相同。     

中外文化交流与隋唐音乐舞蹈的兴盛

中国历来是很重视音乐的,古代圣人将“礼”和“乐”相提并论,认为“乐”是“礼”的外化形成,可以育人之性情,荡涤人心的邪秽,感化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     

《礼记·乐记》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礼记》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其中包含许多儒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乐记》,可以说是一篇专门阐述儒家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想的专章。《乐记》中的儒家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想主要包括:乐感论,即关于音乐应感的思想。这一思想一方面表现为音乐是由人心感物而生的;另一方面是音乐的感物作用;乐礼论,即乐与礼的关系。乐与礼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文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乐记》中对乐与礼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乐准论,即音乐的评价标准,也即文艺批评的标准。音乐评价的标准包括“和”、“正”、“真”等。     

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与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作为宋明道学又一高峰,完成了儒学从程朱的“理本论”向“心本论”的过渡,其“乐本人心”音乐观将“心”与“乐”体用一源,把儒家礼乐践行指向人的内在自觉,更适用日常流行。阳明后学在此基础上将音乐审美引向了唯情说,也走向了儒学礼乐教化反面。本文通过探析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并对其美学意义加以分析。     

从“中国礼乐互为表里”说起——试论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本质

中国古代文人谈及礼必论及乐,论及乐又脱离不了礼。"礼"必然通过"乐"来表现,而"乐"又依附于"礼"而存在,礼乐互为表里。这都是由礼的形式需要和音乐本身的社会功能性所决定的。我国古代音乐文化丰富多样,百家争鸣,而能够存活至今仍被我们施行的主要是儒、释、道三家,释家为外来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道、儒两家学说,其本质仍离不开儒、道两家学说的思想。故本文主要通过儒、道两家既相互对立斗争又相互吸收交融,相辅相成的动态生存现象,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儒家音乐与美学思想的互为表里的关系,分析了当代泛音乐美学思想的出现。     

“顺时应节”:时令与中国古代礼制

正开栏小语:古代君子有所谓"六艺",即六大人生修养(礼、乐、射、御、书、数),礼居其首;儒家学派也有"六艺",即六门必修课(诗、书、礼、易、乐、春秋),礼仍居其一。无论就个人修养而言,还是就国家治理、社会管理而言,礼都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特质之一。它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和延续,起到过关键作用。中国是尊崇礼义的国     

荀子的社会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的性恶论是其社会道德教育思想的立论依据,“礼”、“法”、“乐”是进行社会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而义利统一、礼乐一体、明刑弼教则是基本的实施途径。荀子的社会道德教育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社会道德教育体系的构建在观念及方法论原则上均有着有益的启示。     

昏礼起源考辨

壢昏礼起源考辨黄浩《礼记·昏义》中曾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又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作为儒家经典的《仪礼·士昏礼》和...     

农牧文化交融视域下的辽朝礼乐制度变革研究

辽朝的礼乐制度因受到农牧文化交融的影响而呈现出“蕃汉杂糅”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礼制、音乐和仪仗三个方面。辽朝礼制在制定的官员、原则、目的、方式和礼仪本身等方面融合了契丹国俗和汉礼。辽朝的音乐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具体表现在音乐的种类、演乐人员和音乐资源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用乐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辽朝的仪仗与蕃汉分治的二元性政治相契合,体现在表层的分类情况、两种仪仗的渊源、用途和内涵之中。总体来看,辽朝礼乐制度的变革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标志,更是中原礼乐文明传承的重要环节。     

明末儒家伦理的困境及其新动向

明末儒家伦理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并陷入了困境 ,诸如对“五伦”关系的前后顺序进行重新排列 ,夫妇、朋友二伦置于五伦之首 ;对君臣关系的新评价 ;相对主义孝道观的普及 ;对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批评。明末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批评传统儒家伦理的时代 ,是近代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文化源头     

《诗经》中的饮至礼

先秦饮至典礼并非简单的饮酒作乐,饮至活动包含一系列的礼仪仪节,如告庙、舍爵、策勋、赏赐、饮酒、观乐等以礼乐文化为内核的章程。《诗经》诗篇记载了周代饮至典礼的实施情况。《小雅·彤弓》反映饮至典礼中的策勋赏赐环节。彤弓彤矢作为礼器,承载了诸侯武力攻伐的荣誉,"藏櫜弓矢"体现的是周初广有天下的大国气象。参考饮至礼的仪节章程,可知《鲁颂·泮水》诗前三章鲁侯到泮饮酒并非学者所谓的出征前"饮酒定谋",而是凯旋饮至的组成部分,《泮水》反映了一次较为完整的饮至礼实施过程。鲁侯在泮宫举行饮至礼不仅为炫耀武力,还隐含着以礼乐"服远人"的中兴愿望。     

河南博物院“礼合中国·商周礼乐文明”展览侧写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熔铸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河南博物院策划推出的“礼合中国—商周礼乐文明”展通过展示商周时期礼的内涵、礼的传播与被普遍接受、礼的自我革新等内容,体现礼乐文明的历史价值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进一步揭示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因。     

金华明清建筑中的礼乐文化

明清时期金华地区的村落建筑凝聚着灿烂的礼乐文化。以仁释礼、以礼齐家,传承中国的传统道德和儒教思想的建筑语言,贯穿着由宗祠、住宅、风水、牌楼、戏台、雕刻等组成的金华村落礼乐文脉。这些古建遗存为研究金华传统村落建筑文化与礼乐思想的关系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实物资料。     

《中国经学思想史》方法论管见

姜广辉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全书共分四卷,前二卷(先秦至唐)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 0 0 3年出版,约12 2万字,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经学思想的学术专著。由于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博大精深,恕我学识寡陋,不能一一作评,仅以价值、意义与诠释为切入点,对撰写此书的宗旨及方法论,略陈管见。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源头与核心,最早的经典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史称“六经”,由于汉代时《乐》已失传,因而又称“五经”,后代续有增设,最终演变成《诗经》、《尚书》、《周易》、《仪…     

儒家政教与汉代风俗理论的演变

经过汉初诸家争锋,儒家思想脱颖而出成为汉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其移风易俗理论也随之进入实践层面。通过对汉代社会种种恶风恶俗的批判,儒家士人希望以礼正俗,从而达成强干弱枝、崇本节末等目的,使风俗淳美。而其关键则在于国君需以身作则,各级官吏当不兼二业、直言强谏。换言之,儒家的风俗理论不仅是要引导百姓,也要藉此讽谏君主。当然,在此过程中风俗概念及其理论也产生了一些转变:首先,先秦时人多以"乐"移风易俗,风俗意近,而汉人则以风为本,以俗为末,强调以礼正俗;其次,汉人对"俗"多有微词,视其为"礼"的对立面;再次,因对"俗"的否定,汉人进而对原生性风俗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产生质疑;最后,对地域性风俗的否定源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论需要与"中国"崇拜。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

秦始皇在南征岭南的过程中,化大量的战国高人和战国商人子孙作为“七科谪“的对象,谪戍至商品经济极度落后的岭南地区;这些商人的到来,不仅使得岭南出现了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局面;而且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把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积淀下来的先进的商业经济意识借助岭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和“以舟辑为食”的优势,得以在海内外发扬光大,并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